中国电影在过去二十年里经历了飞速发展，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其发展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电影产量和票房均以每年35%以上的速度提升，且提升比例仍在逐年增长。这种情况下，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值得深思和研究。对于中国电影而言，“闭关锁国”的发展政策在当下显然不足取，因其不仅要面对全球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更要应对严峻的全世界民族之间的文化角逐。据于此，我们需要抓住当前电影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回归电影的本体和主位来谈生存与发展。电影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所谓回归其本体，就是回归艺术电影来观照当下中国电影的现状。按照国际上对电影的类型化划分标准，中国电影的区分类型可分为三大类：主旋律影片、商业大片(以市场为导向，可转为文化产业，靠市场调节作用引导)、艺术电影(本文研究对象)。塔科夫斯基(Andrey Tarkovsky)说，“艺术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影响灵魂。”①不得不承认，当下中国大部分影片缺乏来自影响人心灵或精神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中国又不缺乏具备前卫艺术创造生气的新锐导演。应该说，在不同风格、不同年代的艺术家之间，并非只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单一美学选择，真正的“影响灵魂”呈现为在美学精神以及电影艺术叙事方式和表现形态上的独特个性、独家创意和独有魅力。只有在商业电影飞速发展的当下，为艺术电影的良性生存提供某种可行性策略，才能开拓中国电影的多元新生面，使其形成百舸争流、百川汇海的大气派，并最终扩大中国电影的文化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 当下生存现状之“中国元素”不等于“中国符号” 中国电影在1994年以后受到美国电影的大片冲击，当时处于电影改革时期，过去由中影公司的统售统销，变成制片厂独立向市场发行之后，国有电影制片厂由于缺少资金，必须拍一些短平快、受市场欢迎的商业电影。党的十六大以后，电影产业化发展有了明确的要求，以《英雄》为首的大片开始兴旺，中影集团改革，由过去“买指标”变成“单分制”，最后承认“民营”的电影制片单位，由于这些改革，中国电影走到了高速产业化、出产率高的今天。但是，电影作为表现国家软实力的一种艺术门类，它在吸引观看、造就票房、形成话题、产生社会影响、引领社会风尚、进而改变人们行为观念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尤其是本国的悠久文化底蕴及思想价值取向。软实力的源泉来自内在性的精神力量，而精神性显著表现的一种形式是自由，“(自由)本身优先于文化。”②在这里，对电影所实行的文化策略，须要注意传播、沟通、融合与个体选择的关系，不能违背艺术家个体的自由选择，如果把文化绑架在一个特定制度之下输出，对于艺术电影的观照又会进入到一个南辕北辙的境地。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最早以功夫片进入世界电影视野。先有天才李小龙的开拓，后有成龙、李连杰的崛起，中国功夫电影一直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窗口。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功夫电影其实是中国电影唯一能成规模出口的类型片。在此我们尚不知中国功夫元素在国际影坛的热度是否只是暂时性的，它是否会形成产业发展的周期律。就功夫片本身来说，若要使其作为中国某种独一无二的电影类型走向国际，我们还得兼顾全球化和民族性之平衡。这里以功夫电影为起始，关注这些电影里中国元素所呈现的内容。应该说，从功夫片开始，其中的中国元素所涉及的并非等同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所指，而是某种电影以外的“存在”，它甚至成了受到西方瞩目的第三种指认中国的方式——西方人于其中形成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固有范式性体认，一如西方人眼中一系列中国电影，实则满足的是西方人旧有的东方主义印象(或者说镜像)。 一般而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电影更多的代表一系列中国元素，它们近似于符号性“存在”，而又不等于“符号”。就这里的“符号”而言，借鉴瑞士语言学家费德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著作《语言学教程》(1915)中相关符号学理论。他认为，词汇不是对应于指涉物(referents)的标记(symbols)，而就是“符号”(sign)，此符号由两部分组成(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一是记号，叫做“能指”(signifier，或译“指符”)，一是概念，叫做“所指”(signified，或译“意符”)。索绪尔的公式表达为： “符号(SIGN)=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③ 中国元素已成为中国电影人手中吸引外国观众的一道利器，飞檐走壁的功夫、高山流水的琴瑟、袅袅的熏香、丹凤眼的冷面美人，轻舞飞扬的衣衫、茶道、书法、阴阳等等近似符号性的“存在”，频繁出现在国外上映的中国电影中，这些或生动或传神的镜像，是否在表达上存在过度与失真，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于电影创作者青睐中国文化，希望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于是中国元素的不断涌现，频繁进入到外国观众的视野。但从符号论本身来看，这些符号性“存在”的内部意蕴与审美内涵，与其外在表意，或索绪尔所谓的浅层象征的漂浮“能指”是背离的。更值得思索的是，对于外国电影而言，从《杀死比尔2》到《碟中谍3》，从《功夫之王》到《功夫熊猫》，或者到中国拍，或者拍中国，只要和中国沾边，似乎都能吊起中国13亿人的胃口。随着中国飞速发展，外国电影中的中国符号不断增多，中国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在早期的西方电影中，中国的代名词是唐人街，那里呈现的是脏乱差的街道和面黄肌瘦的中国人，从那开始，西方观众对中国的关注就停留在猎奇层面上。他们对中国符号的固有印象，不仅呆板，甚或失真，用索绪尔的符号论来看，这些“符号”只是在他们解读中国与中国文化过程中“所指”(signified)缺席了的、且无内涵的一系列漂浮“能指”(signifier)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