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Anthropology，在我国被译为“影视人类学”或者“视觉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利用影视的手段，对人类行为、文化等进行全方位观察研究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等同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更聚焦于影视手段在人类学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征、分类与制作方法。[1]从人类童年的创作早期岩画开始，到电视、电影等视频载体的出现，视觉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着这门学科的形式与内涵，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已具备独立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体系，影视人类学逐步发展壮大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1] 当大众传媒时代与自媒体时代依次来临，影视人类学也迎来了其新的发展阶段，研究方式远远不再像早期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一般，由人类学家扛着笨重老旧的录像机到远离城市的另一个族群中用近乎于静止的方式对其宗教仪式与日常生活进行描摹，不论是研究范畴、设备技术还是观察方法，都在新的技术条件与新语境下开辟出更多元的选择、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阔的外延。同时，影视人类学片的创作也将在新形势下肩负起新的研究任务，实现新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多媒体时代以全新手段诠释和保护世界文化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说过：“没有用电影记录逝去的文化是一种犯罪性的疏忽。”[2]此话暗示了影视于人类学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影视人类学的重要使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欧美人类学家借助影视手段的发展，拍摄制作了数以万计的人类学影片，这些作品对抢救这个“正在消逝的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相较于过去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并且用文本撰写民族志的习惯来说，用人类学民族志纪录片的方式进行补充观察和记录无疑是完整记录文化、多角度保存文化原真性的良策。相较于人类创造的音乐、绘画等文化作品而言，人类族群的集体记忆、思维模式、族群信仰、生活习惯，甚至组织结构等“软化石”更是人类学家需要观察研究并挽救保存的核心。于是，科技的手段使这一切愈发便利并为人类学研究工作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互联网技术、便携的摄制机器以及传输方式使田野工作者不再受制于一支笔的单独作业和单渠道的记录模式，而是用图像、声音等全方位多角度的影像还原一个族群最真实的形貌，具体到每个人的体态、情绪、眼神，从而传达出更丰富生动的信息。 比如最早的影视人类学片《北方纳努克》中，作者只能用大段的描述性文字来诠释图像，“纳努克用力从冰窟窿往外拉一条绳子，人们全神贯注盯着他的动作，想知道他在干什么，后来悬念解开了，当纳努克拉出一只海豹时人们的疑问有了答案。在纳努克建造他的冰雪屋时，弗拉哈迪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最后纳努克建好了屋子，却又在完整的屋墙上捅开了一个洞，到河边砍下一块冰，人们开始不理解，而当纳努克将透明的冰砖码放到墙上，尔后在一边堆起一堵雪墙作为反光板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样的记录显得既笨拙又生硬，然而如今的技术发展，会使无论人类学家的工作还是观者的解读都更加轻松容易。相应的，当编码的过程更加精细化、多元化之后，解码的过程也同样衍生出更多的可能性，在“一支笔”的田野调查时代，手动的文字录入是人类学家的第一次编码，这种文字组织是人类学家运用已有的文化经验和学术积累对观察所得进行描述的直观过程，而文字所及的描述能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一己之识也难免缺乏客观，面对“人类”这个复杂而多变的研究对象，一切量化或比喻似的描述都显得局促而失真，于是随时随地拍摄的影视片，可以运用自身优势将被观察对象的行为、心态等难以用文字描述的范畴更加清晰化。尤其是体积小重量轻易操作的高清DV的出现，使更多的田野工作者减少了进入偏远地区工作生活的顾虑，简单易行的后期编辑软件也为影视人类学片资料的充实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除此之外，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对于人类学工作者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影视资料的存储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之外，还为更科学、更专业的田野工作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比如互联网可以使工作中的人类学家随时补充相关专业知识上的缺漏，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取证和研究，同时，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人类学家还可以实时编辑并传回素材，打破地缘限制，与其他的学术工作者建立随时随地的学术沟通。总而言之，不论是民族志纪录片成品还是大量的一手视频采集，不论是佐以声画效果的文本还是直观精致的学术幻灯片展示，画面记录和传递的信息将会给人类学学者及普通观众更丰富的解码可能性，从而达到观察记录的目的，也为下一步的挽救、保存文化提供更大的便利。 比如南加州大学的Gary Seaman教授曾介绍的一种名为Yanomamo的互动光盘，其大容量可包括一部经典纪录片《斧头大战》全片，同时能提供大量将数据与影片情节链接起来的文字、数字资料，这样一来，观众就变成了影片的“二次剪辑师”，可以从作者提供的原始资料里，判断出新角度的信息或是得到新的暗示。这就为大众解读人类学片的丰富性创造了可能。只有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影片中的人物背景和事件脉络，才能更好理解影片展示的文化。[4]而瑞典SIDA机构的人类学家创造了一套储存了埃塞俄比亚某民族所有视听文化信息(包括文字、语音系统、音乐舞蹈、宗教仪式、婚姻家庭)的软件系统，[3]可以想见，这类视听文化软件系统是包罗万象的文化资源，能够随时随地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展示。设想未来如果推广到世界各地，可以说全媒体方式的内容将更全面地保存地方民族特色和文化，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全息的灵魂。 除了上述所说，我们也不能忽视影视人类学当下的关注焦点和拍摄题材与新媒体技术的相互配合和同步更新。随着西方新的人文、艺术思潮的发展，欧美人类学家不断拓展着人类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广度，开始由过去只偏重于原始民族、部落、文化的民族志记录，转向应用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记录和研究原始文化的变迁过程，并记录这种文化变迁对本民族的影响。[3]也就是说，对某特定文化的探索，由静止地描述演变成动态地描摹，开始关注人类的情感、集体记忆、仪式、宗教、律例等在一个历史阶段中是怎样发生变化以适应外部世界的。相比之前，这种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那么，新媒体手段的运用无疑将更加有利于这种需求的实现，无论是从研究成果保存，还是动态比较方面来说，新媒体手段相较文字都能凸显出无可比拟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