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杂志2014年第4期刊登了笔者和李焕征教授的访谈录。2014年第8期又刊登的几位电影学者对访谈的回应。笔者仔细拜读了这几篇回应文章，受益匪浅，学到不少东西。大家开诚布公，各抒己见，理性交流，一起催发电影研究的良性互动。如果笔者对某些情况掌握得不确切、不全面，我感谢同仁们对我的提醒和纠正。谢谢编辑刘桂清老师，回应人郦苏元老师，丁亚平，李道新，石川，孙绍谊。经过这轮回应后，笔者总的感觉是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大中华文化圈内的电影史学界人才济济，成果斐然，在研究方法、课题、观点等方面不断创新，视野愈加开阔。“重写电影史”的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取得很大成就。 现在笔者想继续讨论一些有关华语电影和跨国电影的问题，以及他们和国族电影(民族电影)模式的关系。这涉及到几个学界之间的相互了解、磨合、交往的问题。我提到华语电影研究的三大圈子：港台中文学术界；海外英文学术界；中国大陆的中文学术界。有时这几个学界是交叉的，因为有些学者同时活跃在几个学界里。 应当说，每个学界都有自己的学术语境、知识系谱、研究规范和文化气氛。一个理论或话语出现时，每个学界有自己特殊的反应。当某个研究模式从一个学界被传播、介绍、翻译到另外一个学界时，有时会顺利通行，有时会引起质疑、不被接受。 首先，笔者想澄清一个误解、误译。因为这个误译，导致一些学界同仁觉得我在宣讲“中国和中华性的崩溃”。没有这回事。我曾经写过一篇英文文章在美国发表。①此文的初稿被翻译成中文，最早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第13卷第4期，第13—18页)。后来被收入一个文集。②中译文题目是“21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其中有这么一段论述： 大中国并不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殖民的、压迫的地缘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先天保守的概念。边缘地区的汉语文化生产也并非先天就是一种后殖民、反霸权的话语。电影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取决于对权力和语境的特定断想。在现存状况的背景上重新审视殖民和后殖民的老问题可能是有用的。这种状况就是，新一轮全球化已经在后冷战时期得到加强。跨国/越界汉语电影与全球化携手并进。它本来就是全球化的副产品。中文电影不仅诉诸中国观众，同时也诉诸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海外华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汉语电影由此占据了一个相对于民族身份和文化关系而言十分灵活的位置。在此领域内，没有一种统治性声音。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被用于汉语电影，这证明了中国和中国性的崩溃(按：这次新加黑体字)。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各种异质形式的众声喧哗中，每一个方言讲述者都是一个特定阶级的代言人，代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现代化水平。口音的丰富多样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泛中文世界，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实体难以涵盖的不同身份和位置的集合体。世界或者天下不是一个只讲一种通用语的独白的世界。汉语电影世界是一个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发声的领域，一个不断挑战和重新定义群体、种族和国家关系的领域。 文中的一句话(黑体)被翻译成“这证明了中国和中国性的崩溃”。“崩溃”是误译，而且有悖于这段文字的上下文关系。英文原文是“fracturing”(fracture的动名词)。打开英汉词典，意思是“断裂”。笔者的本意是说大中国文化圈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裂缝”、“缝隙”，是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大家各有自己的声音和诉求，没有“一言堂”。可是学界以讹传讹，误解了笔者的原意。现在看来，“断裂”这词或许也没准切地表达我的想法，可能会有更切当的词。无论如何，笔者要重申：我本人所理解和阐述的华语电影理论绝无“去中国”的含义。笔者其实是在海外特定的语境中与那些持这种观点的同事和学者论争。在2013年12月上海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华语电影论坛上，笔者发言时当众澄清了这个误译。与会代表都应当听到了。会后，我和文章的译者向宇也有交谈。他也参加了会议。(向宇是译者，不是文章的同作者)在另外一篇译文中，冯雪峰同学把那段话译为：“出现在华语语系电影中的不同口音和方言无不证明了‘中国’以及‘中国性’中存在的裂隙。”(《中文电影研究的四种范式》，载《当代电影》2012年第12期，第126页)这个翻译更准确、更符合原义。 笔者没有讲过“中国和中华性的崩溃”，也从来没有在任何文章里讲过“国族电影史范式的崩溃”。笔者反复强调，国族电影模式和华语电影模式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不是拿一个模式取代另一个模式，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案例用国族电影模式分析更清楚，而有些案例用华语电影模式分析更恰当。北京大学的李道新教授也说，“华语”这个用法已经被中国各界广泛接受和使用。我再打几个比方。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中国新闻”，而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凤凰卫视播放“华闻大直播”。这两家新闻的风格相当不同，观众对象也不同，但不能拿一家新闻取代另一家新闻。如果观众愿意，比如我本人，也可以两家新闻都看。我听一个同事说，在汉语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界，“华语”一词也用得越来越广泛，还有学者提出了“大华语”的概念。他正在参与编纂《全球华语大辞典》，这是中国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这个计划是李光耀向中国提出来要做的。那么未来的《华语辞典》是否要取代《汉语辞典》呢？我想不会的。国族电影与华语电影，中国新闻与华闻大直播，《汉语辞典》与将来的《华语辞典》，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行、互补、乃至交叉，不是有你没我。 国族电影的核心是“国族”。国族和国族电影有其合理性。尤其当一个国家被侵略、民族被凌辱时，国族是一个神圣的东西。国族或曰“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但是，它并不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东西。它起源于近代西方。学者大多认为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最终形成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局限大家有目共睹：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界线、界碑、铁丝网)生硬地把历史上形成的族群分割、拆散。享有一个语言和文化的民族被划分在不同的国家。华语电影和国族电影研究中遇到的语言问题上的死结，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在中国境内和中国的周边有很多民族、语言、方言：汉语、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等。“华语”是什么？应当如何定位呢？华语电影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当时它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两岸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业界合作、电影合拍。华语的提法绕过了国族政治的尴尬，促使了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沟通和交往。二十年过去了，华语电影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使用。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问题产生了，华语的概念面临危机和挑战。它需要得到反思、发展、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