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提升，国人愈发觉得“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性。电影既是工业又是艺术，既能体现国家硬实力，又能体现国家软实力。然而，作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华语电影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如何？他们是怎样被误读的？这种误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均是本文拟将探讨的。 东方和西方，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虽不断增进了解，融合互通，但它们依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相互间存在差异，所以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①华语电影跨境传播中，西方评论家因本土文化框架的作用，对华语电影以选择、加工、改造、伪装、创造等方式进行接受从而形成误读。这些误读总体上讲都是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有意或无意误读。其中无意误读是指西方评论家理解华语电影文本这种“异域”文化的时候，会受其文化背景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主体的个人，他自己是不清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误读；而有意误读则不同，他虽然也受文化背景影响，但文本解读者是清楚这种理解偏差的，这种误读是有意识的。西方知识分子在有意曲解中国影片的同时，甚至还想方设法地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牵扯进去，并对之加以阐发和演绎。 (一)无意误读 张英进教授在提及西方人评论华语电影时曾提到，“每当西方(或西化的)批评家一味只用西方的思维方法‘加工处理’非西方的文化‘原材料’，他(她)们自然会面临跨文化研究中的危险”。②换句话说，西方评论家如果从西方文化常规、偏好出发来解读华语电影，往往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文化误读。而在2002-2011期间，这种误读尤以西方人因所偏好的精神分析所支配为显著。 西方学者受精神分析对性问题特别关注的影响，因此，他们在观看华语电影时也往往是带着“性”的有色眼镜来欣赏的。如霍华德·舒曼(Howard Schumann)这么理解《和你在一起》中“小春”和“莉莉”的关系，“小春迷恋莉莉(陈红饰)，莉莉是他在火车站遇见的一位善良妓女”。③美国第一影评人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也说，“难以识别莉莉具体的职业是什么，我通过网络搜索并且发现她是一个‘具有金子般善良内心的妓女’”。④但作为中国观众，我们无法确切地将女主角“莉莉”解读为一个妓女，顶多也只能将其看成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交际花。在解读田壮壮所拍摄的《小城之春》时，有西方学者认为，“田壮壮版比费穆版更清新，并且其明显呈现出‘礼言’的性无能是受心理影响的”。⑤但无论是费穆版还是田壮壮版，中国观众均无法明显看出导演将“礼言”界定为“性无能”，影片只提及他得了肺结核。影片着重表现的是“爱”，而非西方学者所关注的“性”。从“性”的角度对华语影片进行解读的还有《十面埋伏》。玛丽·安约翰森(Mary Ann Johanson)认为，“事实上，电影充满着性，不是身体动作，而是激情和欲望”。⑥《华盛顿邮报》的斯蒂芬·亨特(Stephen Hunter)认为“观看《十面埋伏》的经历不像是去看一部影片而更像是去一个真正精湛的妓院。所有可能的、形式多样的放纵都是快乐的，它令你痴迷心醉”。⑦《纽约时报》的马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在《美丽新趋势》一文中就《2046》谈论道，王家卫沉迷于远离相机女性倾斜的形象，紧身的旗袍，轻轻摆动的臀部。刻意追求角色出现的方式，如窗帘如何遮住脸，衣服如何凸显身体曲线等。西方人比较热衷于从性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电影。甚至《孔子》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马修·特纳(Matthew Turner)对《孔子》如此评论道，“影片一个最大缺点就是有太多的字幕，但几位演员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如扮演孔子得意门生颜回的任泉以及饰演孔子美丽小妾的周迅都给《孔子》增色不少”。马修·特纳(Matthew Turner)此处将“南子”误读为“孔子的小妾”。但胡玫导演的《孔子》并没有清晰地这么界定这层关系，影片只是呈现了“南子”对“孔子”有隐约的仰慕之情。西方评论家的这种误读，张英进在对克里斯·贝瑞(Chris Berry)对孙瑜导演的《大路》两位女主角的关系作出别出心裁的分析时也提及：“克里斯·贝瑞无视《大路》的集体主题，认为影片是一部‘净化的’文本，首先通过女性的‘色情’形象诱发观众的‘性冲动’，然后将性冲动‘净化’成对‘革命的激情'”⑧。克里斯·贝瑞(Chris Berry)的这种解读给我们勾勒出了西方评论家在理解华语电影文本时其背后所支撑的理论基础，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本能论。在本能论中弗洛伊德强调得最多的是“性本能”，认为性本能是无意识的基础和核心，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最终基因。 (二)有意误读 西方知识分子对华语电影的解读除了存在无意误读之外，还普遍存在着一种有意误读，时而曲解时而演绎。他们解读中国电影不局限于美学或艺术层面，还或多或少、若隐若现地与中国政治、历史相联系，并阐发自己的观点。在演绎当中不仅曲解了中国的电影艺术也曲解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如下笔者就从西方评论家乐于对华语电影和文化进行曲解和演绎几个方面来分别论述。 1.拐卖人口 在2002-2011这十年期间，西方网络媒体就“拐卖人口”、“堕胎和弃婴”问题对华语电影进行集中评论的影片有《盲山》和《苹果》。克里斯·尼尔森(Chris Neilson)对《盲山》评论道，“虽然《盲山》描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封闭山村的故事，但在当代中国一些偏远山区拐卖人口的事情仍会发生，甚至还有歧视妇女的行为，如堕胎、杀婴等，甚至相当普遍地把大量农村妇女转移到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⑨V.A.穆塞托(V.A.MUSETTO)也说，“尽管被审查，李杨依然试图描述，在中国贩卖人口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⑩虽然《盲山》只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而非纪录片。但西方评论家无疑将其当作纪录片来看待，特别是将影片中的贩卖妇女、弃婴等现象认定为中国普遍存在的现实。这种看法同样出现在对《苹果》的评论中。克里斯托弗·朗(Christopher Long)认为，“正如我们在最近中国影片中所看到的，在中国一切都是可以出卖的，包括足浴场按摩女和刚出生的婴儿”。(11)如果说《盲山》和《苹果》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映射了中国当代现实，西方评论家做出如此评论尚能理解。但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对《赵氏孤儿》中的弃婴的读解则明显有误。他认为：“《赵氏孤儿》着重描述一个儿童和两个年长男人的故事。这是有特殊含义的，因为在限制出生率的中国，父母为了生男孩常在出生前鉴定婴儿性别以让女婴流产。虽然影片中没有特别声明这点，但另一方面，整个电影是关于这个话题”。(12)《赵氏孤儿》讲述的是程婴弃子救孤，忍辱负重帮助赵氏孤儿报仇雪恨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中也有弃婴的情节，但怎么也不是罗杰·艾伯特所认为的因重男轻女心理而遗弃孩子。 2.西藏问题 西方评论家倾向于就影片牵强附会地解读中国历史。其中西藏问题无疑最能吸引西方人的目光，成为他们对中国历史解读的最佳锚点。 韦德·梅杰(Wade Major)对《可可西里》评论道，“影片真正的潜台词涉及中国1950年吞并西藏，特别是中国的概念已伤害了可可西里地区，而这种概念是该地区人们以往所不希望的”。(13)罗杰·艾伯特在其个人博客上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可可西里》是一部华语电影吗？这问题很难回答。其试图描绘出一幅中国占领西藏的正面形象？或可理解为一种比喻：保护西藏以防中国盗窃，正如保护藏羚羊以防偷猎一样？”(14)詹姆斯·伯拉迪尼(James Berardinelli)则评论道，“《可可西里》是一种亲中国式的宣传(中国政府最终将可可西里指定为动物保护区)，伴随中国占领西藏，旨在呈现‘善’的一面”。(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