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法国是个有着悠久文明、深厚文化的欧洲大国。法兰西人民对人文和科学精神的不懈追求，更是造就了其辉煌的艺术。尤其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法兰西文化愈发芳香浓郁，从塞尚的绘画到拉威尔的音乐、从波德莱尔的诗歌到普罗斯特的小说、从安托万的戏剧到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法国的现代艺术可谓琳琅满目，始终引领着世界艺术的前进与发展。 然而，林林总总之中，究竟什么最能代表法兰西人的文化传统？什么最能代表独特的法国的人文精神呢？针对这些问题，无疑是仁者见山、智者见水。笔者则以为，其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两种典型的法国艺术，一是以莫里哀、拉辛等人为标志的戏剧，一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前者上承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悲剧与喜剧之传统，下启18世纪以来近现代戏剧之衍变，集各门艺术于一身，深刻反映了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气质与美学追求。后者则结合了现代科技与艺术，既体现着法国人永不故步自封、始终追求进步的科学态度，又表现出其海纳百川、勇于创新的实践精神。令人感慨的则是，自电影发明以来，法国艺术家们并没有将之与戏剧对立起来，虽然个别人有过误解，但更多则是如鱼得水地游走于两者之间，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同时，更为法国的戏剧与电影的共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戏剧与电影犹如一对父子、又如一双兄弟或朋友，在前行之路上既有激烈的竞争，更有真诚的合作。在许多艺术家的身上，尤其是20世纪前半期的艺术家之间，都鲜明地体现了戏剧与电影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且让我们从法国现代戏剧发展的角度，选取若干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或“无缘”的戏剧家作为代表，通过描述他们对电影的所作所为，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两种艺术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进而发现这种亦师亦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如何有效地帮助了法国电影的成长，戏剧家们的及时出手又是如何让电影摆脱了困境，从而最终使之成长为一门强大的独立艺术，并以鲜明的法兰西民族特色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 一、安托万：以文学提升电影 应该说，当年卢米埃尔兄弟从里昂来到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大咖啡馆”放映其所发明的电影时，虽然曾经在首都民众当中轰动一时，但戏剧界人士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像《工厂大门》、《婴儿午餐》、《水浇园丁》、《火车进站》这类影片只不过是些简单地表现吃饭、下班、浇水、进站等“小把戏”而已，又怎么可能和立意深刻、情节复杂、人物生动的煌煌戏剧相提并论？须知，在电影呱呱坠地之初，以费多、萨拉库、吉特利为代表的林荫道戏剧正如日中天。巴黎歌剧院四周林立的剧院日日车水马龙，夜夜笙歌莺舞，又有多少人从外省乃至外国赶来，如痴如醉地沉湎于拉舍尔、莫奈—苏利、科克兰、莎拉·贝尔纳尔等“戏剧神怪”(monstres sacrés)惟妙惟肖的举手投足之中！戏剧家们对此自是喜在心头，一旁的咖啡馆纵然人头攒动，依然是冷眼相待。 不过，在严肃的戏剧艺术家眼里，林荫道戏剧却是某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毒瘤，任其发展势必毁掉戏剧艺术。于是，年轻有为的安德烈·安托万(André Antoine，1858-1943)拍案而起，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创立自由剧团，对走火入魔的法国戏剧进行拨乱反正，将其领上现代艺术的正道。诚然，这位日后被称为“法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的功臣由于在戏剧领域艰苦卓绝地开疆辟土，既不可能参与电影的发明，也无暇顾及这位新生儿的成长。电影诞生之后的二十多年之久，安托万都没有投身其中，从而把“电影戏剧”创始人的美名拱手让给了罗培·乌坦剧院的经理乔治·梅里爱。这虽说是安托万个人分身乏术，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的法国戏剧界对电影的态度并不积极。尽管如此，安托万却又是法国戏剧名家中最早参与电影活动的人士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在他投身电影之际，恰逢新生电影遭遇“题材危机”之时。由于不重视脚本，电影家们邀请的编剧往往为一些蹩脚文人，使得拍出来的影片既没有想象力，更缺乏叙事能力，而这一切恰恰又是戏剧的强项。因此，正如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所言：“为了从不景气的情况中摆脱出来，为了把那些比光顾市集木棚的观众更有钱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电影就必须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去寻找高尚的题材。”①可想而知，安托万的出场又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须！ 1915年，安托万离开了打拼将近三十年的戏剧，开始其持续七年之久的电影导演生涯，先后拍摄了包括《土地》、《科西嘉兄弟》、《海上劳工》、《九三年》等在内的八部影片。光从这些片名中便可想而知，安托万作为一位强调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先锋戏剧导演，自然而然地带了这些困境中的电影所急需的先进理念。在他所拍的影片当中，就有六部改编自文学名著，且大多出自诸如雨果、左拉、大仲马这样的文学大家。此外，在其经营自由剧团期间，安托万曾经与左拉密切合作，大力实践其自然主义理论，这段经历又顺理成章地使之将自然主义原理运用于电影。一方面，他极为重视自然布景，视之为决定人物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戏剧演员之外，他还大胆起用毫无经验的业余演员，以免表演过于受到戏剧规则的束缚。这一切都给安托万的影片打上了深刻的自然主义烙印，其时并不为大家所欣赏，有的片子如《燕子与山雀》(1920)拍完之后甚至由于发行商认为过于“纪录”而无法排入后期制作，以至于六十多年之后(1982)才由法国电影资料馆根据安托万的指示加以剪辑并与观众见面。尽管如此，安托万的努力无疑有力地拯救了危机中的电影，尤其是其对文学性的重视大大提升了电影的品位。而他追求真实、讲究细节的做法则被认为直接催生了以路易·梅厄康东、雷乃·艾尔维勒等人为代表的法国新写实主义电影。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