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下简称“教电协会”)乃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党政界要人联合文化界、教育界以及电影界名流，共同发起的一个旨在推广教育电影的文化组织。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几年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教育电影蓬勃兴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教育电影以及由此而来的教育观念、纪实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不仅可以呈现彼时教育电影之真相，亦有助于我们探寻早期中国纪录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近年来，关于教电协会的研究取得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①，但也留下许多未尽之言，尤其缺乏从纪录电影本土化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评估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之作用的研究。鉴于此，笔者拟借助原始文献，对这一命题予以探讨，以期为早期中国纪录电影史的书写添砖加瓦。 一、战前教电协会之概况 教电协会之建立，源于彼时一些热衷于教育电影的党政要人、文教名流与影坛名宿对国际联合会设立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响应。关于这一点，郭有守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史》中说得很明白：“国际联合会之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接受意政府之提议，于罗马设立国际教育电影协会，办理国际间教育电影事业之合作，交换，提倡，宣传等事，专以教育电影消除民族隔膜，倡导人类和平为职志。各会员国应声而起，分设协会以谋合作。”②既然“各会员国应声而起”了，身为国联成员的中国，当然不便自立于外、无所作为，教电协会也“应声而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教电协会正式成立之前，褚民谊、段锡朋、罗家伦等人曾以该会发起人的名义，制订了一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章程》，其中有对即将成立的教电协会的职务范围的明确界定，共涉七项内容：“一、关于教育影片之研究及改进事项；二、关于教育影片之编制事项；三、关于教育影片之调查，统计，及宣传事项；四、关于与电影业合作制作教育影片事项；五、关于建议于电影行政机关及处理电影行政机关之委托事项；六、关于与国际教育电影机关协同进行事项；七、关于教育电影之其他事项。”③ 1932年7月8日，教电协会在南京教育部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者有“蔡元培、褚民谊、朱家骅、王世杰、周鲠生、徐悲鸿、郭有守、彭百川等百余人”，会上选出执行委员如下：郭有守、徐悲鸿、彭百川、欧阳予倩、洪深、褚民谊、段锡朋、吴研因、罗家伦、陈立夫、谢寿康、田汉、高荫祖、陈泮藻、曾仲鸣、杨君励、张道藩、钱昌熙、杨铨、李昌熙、方治；候补执委如下：宗白华、顾树森、钟灵秀、郑正秋、孙瑜、陈石珍、罗明佑；监察委员如下：蔡元培、吴稚晖、朱家骅、汪精卫、李石曾、蒋梦麟、陈果夫、陈壁君、叶楚伧、胡适④。翌年4月，教电协会获批为国联教育电影协会的中国分会，“遂正式开始彼此间有兴趣之合作的工作矣”⑤。为了明确分工，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教电协会成立伊始即在其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编辑及设计三组⑥。1935年2月19日召开的三届二次理事会决议在此基础上增设电影教学组和教育电影推行组，由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与中宣会副主任方治分别负责⑦。1936年6月11日召开的五届一次全体理事会上又成立宣传组，由中央电检会主任罗刚负责⑧。至此，教电协会的组织结构大体定型。另外，为了将分散于各地的会员有效地组织起来，教电协会在成立之后即着手渐次地向总会所在地南京之外的其它城市与地区发展分会组织。1933年5月5日，在一届四次执委会上，会员戴策、徐公美、郑正秋等提议设立分会，获得通过，教电协会随之制定了一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分会组织通则》⑨。同年7月9日，在上海出现了第一个分会——教电协会上海分会⑩而后，青岛、昆山和重庆等地也相继建立分会(11)，教电协会的会员数量乃随之日益增多。据郭有守介绍，“本会会员在二十一年成立之时，仅有三百十七人，二年以来，继续加入为会员者，颇形踊跃，现共有四百四十一人，其分布情形，计在南京者一八二人，上海一四三人，北平四一人，济南十一人，其余如武昌，杭州，无锡，天津，青岛，广州，成都，南宁，南昌，福州，安庆，镇江，长沙，日本，美国等处各有十数人或数人不等。现仍在继续征求中。”(12)这是1934年的情况，此后会员数量逐年增加。 教电协会的会员大多另有其他职务与工作，故平日里一般并无专人打理会务。可按照《章程》规定，教电协会却需要定期召开年会和理事会，而届时分散各地的会员，会依据会议级别以及自身的职务，临时凑在一起，共商大计。这样一来，教电协会的许多重要决策，就大多是在这两类会议上出炉的；尤其是每年例行召开一次的年会，更是成为教电协会影响甚至参与电影政策制定的“风向标”。至于理事会，则分为全体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两种，一般会在两届年会之间不定时的召开(13)，其主要工作是处理一些日常会务、临时事务以及落实年会通过的议案等。 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推进，教电协会的社会影响力从其成立之后便日益高涨。1936年底，由于成绩显著，教电协会受到中央民训部的嘉奖(14)。及至1937年，教电协会更上一层楼，其实力已远非昔日可比，这一点可证诸于媒体对其召开的六届年会之报道：“会期虽仅二日、而各地会员出席者、达二百余人、来宾参加者亦如之、为历届年会未有之盛。”(15)教电协会在是届年会闭幕式上发表宣言，称其作用“已由理论的提倡而进于事实的推进”，“自觉努力之不虚也”，并为今后定下两大目标，“日‘教育’电影化、日‘电影’教育化”(16)。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更是专为教电协会六届年会的召开，刊发了一篇题为《推进中国教育电影事业——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六届年会作》的“社评”，对教电协会赞许有加并提出殷切期望。这既是教电协会，也是与电影有关的时事新闻，首次登上《中央日报》的“社评”栏，教电协会此时的锋芒，由此可见一斑。 二、引进、自产与放映：教电协会对纪录电影的推动 教电协会的发起人曾在上述《章程》的第二条中开宗明义地宣称：“本会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为宗旨。”(17)事实上，所谓教育电影，从当时的具体实践上看，大多属于科教片，也有一部分是风光片、新闻片等，从广义上来说，它们都可以归入纪录电影的范畴。因此，为了论述方便，下面凡提起教育电影一词，基本上是指纪录电影，这一点就不另作强调了。 教电协会在六届年会的宣言中曾提到自己“已由理论的提倡而进于事实的推进”，指的不是别的，正是教育电影的生产实践。然而，教电协会只是一个议事机构，自身是不具备影片摄制能力的，那么它对教育电影的推动作用，主要就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将募集来的资金投放给有制作能力的电影机构，扶植其拍摄教育电影；其二，对由自己投资制作或其它机构出品的教育电影进行推广，包括亲自组织放映、向全国各地出租拷贝以及将教育影片发行至海外等等。藉由以上这些方式，教电协会在当时大大推动了教育电影的制作及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