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路径不同，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起始的改革开放采用了渐进式改革开放的战略。改革开放伴随着崛起和振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苏联解体，俄罗斯经历了剧烈的阵痛，而今也以发展中大国的姿态出现。实践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是成功的。然而，如果将改革描述为从计划经济一端向市场经济一端的运动，渐进式改革便是一种曲线运动，我们越接近曲线的终端，运动的速度越低，曲率越高，近年来几乎呈现原地踏步或者走回头路的现象。金融改革内容更多地堆积在改革的中点之后，体现为后尾集聚。尾部的改革停滞主要表现为金融改革的停滞。而金融作为资源调节的主要手段，金融改革的滞后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扭曲、环境恶化、政治寻租、社会不公、官场腐败。对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反思和批判开始涌现。客观地评价中国渐进式金融改革战略的成绩，充分认识渐进式金融改革的困境，探索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的新战略，是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维。 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战略以来，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贯穿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始终。20世纪90年代关于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中，一大批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道路要优于中东欧国家所选择的激进式道路。Mckinnon①指出尽管转型国家所面临的初始条件对于转型是否成功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中国等东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采用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是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林毅夫②指出在这些转型经济体中，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形成的企业大都不具备自生能力，如若在未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情况下，盲目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推行所谓的“休克疗法”，只能是使问题更加恶化。李绍荣和程磊③试图构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通过构建古诺式模型进行福利分析对比得出结论，无论从居民福利角度还是从市场效率角度来衡量，渐进式改革都优于激进式改革。 主张激进模式的学者也不乏其人。与Mckinnon相对立，Fischer和Sahay④对比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实施转轨改革的成败差异，认为尽管初始条件非常重要，但对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结构调整政策和稳定政策，实证分析表明，那些改革进行的越早、越迅速、越彻底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越好。卡扎克维奇和史密斯⑤认为中国农业领域所实行的改革并非渐进式的，相反，这种以农业自由化为重点的改革仅用了短短几年即已完成，因而这种包含迅速的宏微观经济政策改革在内的变革可以被理解为更为广义的激进式改革。而宣布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其微观经济改革实质上是渐进的、缓慢的，且前后并不一致，这导致其部门重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 也有学者认为，渐进式和激进式道路的选择要取决于转型国家初始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特殊国情。Balcerowic⑥认为不能仅以中国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断定渐进式改革就是最优的，而应当对其转轨前的特殊初始条件及转轨中的特殊因素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中国改革之初的条件相对较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失衡比中东欧国家要温和；有近80％的农业人口，农业私有化的彻底改革推动了非农私有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发展；而80％的农民及农业耕作的可分性特点使得在中国农业领域更有利于推动私有化进程。Sachs和Woo等⑦强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转型模式上的不同选择，主要是由各自的经济结构等一系列初始条件所决定的。周冰和靳涛⑧提出了转型方式综合因素决定论，即一国对转型方式的选择是由转型的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决定的，前者包括原计划体制的结构、外部环境和改革时机三方面，后者包括寻求改革“合法性”的处理方式、改革时序安排、掌握改革主导权及对社会利益分化的调控等四个方面。 尽管争论始终存在，中国还是始终贯彻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的基本模式。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樊纲⑨采用North的观点，将“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增量改革，而将“激进式”改革定义为存量改革，他认为，渐进式改革同样具有其特有的缺陷，如经济中各种扭曲与无效率长期存在，新旧体制摩擦不断增大，新体制成长遭受严重桎梏，腐败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加剧社会不稳定等。尽管渐进式改革初期能够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等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收入增加所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扩大、新体制发展对旧体制反哺延缓了矛盾的暴露等原因，会导致改革进程迟滞不前。周冰和靳涛从改革风险角度对转型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比中俄两国平滑式与突变式转型模式，认为在能够直接决定转型方式的四个改革策略中，中国在前三个方面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第四个对社会利益分化的调控方面的风险正在不断积聚增大。罗小芳和卢现祥⑩分析了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实行渐进式改革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着制度利益化、寻租化、僵化以及约束软化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别导致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图洛克精英寻租陷阱、奥尔森制度僵化陷阱以及缪尔达尔软政权陷阱，这些都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金融改革是滞后的，是集聚于后尾部的，渐进式改革本身给进一步深化改革带来的障碍便集中体现为金融改革之艰难。金融改革停滞不前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一个突出问题。王曙光(11)指出中国在金融自由化上渐进且滞后的改革进程是由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模式决定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以牺牲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效率，以及整个金融体系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长期扭曲为代价，来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进而实现整体经济的渐进式转轨。卢文鹏(12)、陈超(13)、栾光旭和费淑静(14)、刘瑞明(15)等指出在渐进式经济改革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体系变迁之路实质上就是金融抑制，这不仅造成了资源配置扭曲和市场效率损失，而且导致金融体系乃至整体经济的风险不断积聚。易宪容(16)指出在经历三十余年的渐进式改革之后，当前中国已深陷制度改革胶着状态和路径依存之中，既得利益群体不仅阻碍着深层次改革，而且极力将其既得利益制度化，因此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对当前改革的模式进行反思，并确立起新的改革思路与模式，这是当前中国改革最为关键的问题。卢峰和姚洋(17)指出金融压抑是中国银行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此背景下的国有银行垄断导致银行业存在严重的信贷歧视，严重制约了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进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黄鑫和周亚虹(18)通过构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实际利率扭曲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利率双轨制下实际利率的人为压低，将导致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陈涛和汤亚键(19)指出长达七年的人民币渐进式升值向市场传递了失真的价格信号，导致各种要素不断流向外贸部门，由此形成了巨额贸易顺差的路径依赖，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批从渐进升值中牟利的经济主体，使得人民币汇率市场改革的阻力不断加大。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诱发货币被动超发，导致通胀压力频频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