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年，U2乐队的领军人物博诺(Bono)成为国会山和白宫的常客。在共和党的圈子里，这个有些“臭名昭著”的流行音乐明星花了大量空闲时间在国会游说，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债务免除和外国支援。也许博诺最著名的政治功绩是让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流泪。2000年9月，博诺和来自北卡罗莱纳州偏激的右翼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进行了一次会谈，杰西不仅因为其在民权上的无情立场而成为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同时，毫无悬念的，他也是美国援助项目的坚定反对者，其将援助贫穷国家等同于把钱扔进了“老鼠洞”①。博诺回忆：“我和他谈及圣经的起源……他真的被非洲大陆的故事感动了，他对我说：‘美国需要做得更多。’我认为他从精神层面感到了压力。”②赫尔姆斯对博诺解释道：“我对他印象深刻，他的深度是我不曾预期的，他在上帝的指引下帮助非洲挨饿的人民。”③2002年，博诺缠着共和党人支付了5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并承诺将会增加对全球基金的投入，以对抗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戴墨镜、鼓吹世界和平的博诺参加了布什在白宫举行法案颁布会。博诺认为，这个法案是一个“支付不足的法案”，他警告美国：“我们不应该这样。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诺将于次年启动艾滋病防治项目。一旦参与其中，我就很难抽身。”④ 大体而言，学者认为，诸如博诺这样的明星外交以及其他形式的明星和政治，借助无处不在的媒体文化，尤其是管制解除和媒体巨头化之后电视和商业杂志的崛起，给政治带来了放大效应。⑤在现代媒体语境中，娱乐和政治的边界模糊了；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乔治·克鲁尼(Jeorge Clooney)这样的明星可以跨界到政治的疆域，同时，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政治明星也不得不用明星的方式来评估个人生活，并被迫屈从于个人形象制造和管理的艺术。⑥然而，这些框架让我们对这一情形知之甚少：一个爱尔兰的摇滚明星代表国际组织进行的游说，一个右翼美国参议院对出于困境中的全球居民的感受。 本文不倾向于将这一现象看成是商业媒体文化和政治不可避免的结合与发展，而是通过追踪最初授权明星政治在全球舞台崭露头角的制度目的和政治合理性来提供更细致的解释。⑦博诺作为明星外交官的事业仅仅是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篇章，其根植于二战之后的早期文化外交项目以及“一个世界”的愿景。在这一语境下，通过强调西方和遥远地方的他者之间的情感、共同连接的情感话语、与日俱增的全新国际主义和公民观念得以上位为流行文化。正如我所表明的，当代媒体名流和全球公民对丹尼·凯伊(Danny Kaye)亏欠甚多。作为联合国官方首任亲善大使，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强化了这一观念：明星可以通过动员媒体观众支持联合国，提升自身的“公共福利”，并用这种方式扮演卓有成效的角色。⑧我从几份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文件——《评价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55)，《今日观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1-1958)，以及《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6)——来研究凯伊所扮演的角色，以展现明星如何逐渐在国际社区和全球关怀中演变为圣像的。 我通过改编政府框架的方式带来了全新的明星政治史，其中之一是展示明星和媒体文化在世界政府对话以及全球公民实践中扮演的角色。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阐释自由民主状态下高度分散的权力来发展治理术的概念。⑨治理术致力于通过将公民健康和财富最大化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因而存在于整个社会领域，其与官方权力中心保持距离，并根据更具政治合理性的方式来引导行为和发展倾向。⑩于是，治理的方式专注于文化样式和文化现象的实践和技术维度，并在自由治理的领域内充分发挥效用。(11)我通过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国际范围而修正了福柯的观点，以展示明星和名流如何日益卷入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中。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诸如博诺这样“充满爱心的明星”成了全球治理中的文化技术人员。(12)博诺和他寻求杰西·赫尔姆斯支持的道德必要感显示了西方明星长期以来作为情感教育者在国际领域工作的技术和实践方式，即作为提升全球关注和培育全球公民的工作者。 情感的教育和一个世界的文化 二战的暴行、带来的毁坏以及原子弹时代日益增长的对生命的关注给国际合作提供了原则，以及分享普世人性的文化重要性。由于非常渴望利用日益增长的国际情感，美国电视网络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呼吁广播联合国事件，以期发掘公众对全球事件日渐增长的趣味。由于不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1949年采取的突然行动——在日间播出联合国大会会议，美国广播公司的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抱怨他拥有的网络因为这一事件，显得“对公共服务漠不关心，这还让他在竞争的商业环境中显得非常荒谬……此前，美国广播公司从未报道过联合国事务，如今也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它表现得既有进取心，又有公益精神！”(13)早期，电视制作人渴望参与培养“好的”自由公民，宣传联合国和国际主义是战后公共利益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14)比如，安娜·麦卡锡(Anna McCarthy)描述了一部隐藏摄影机拍摄的短片《联合国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UN)，这部短片在具有艺术和文化多样性的电视节目《公共汽车》(Omnibu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2-1956，美国广播公司1956-1957)中找到了播放的平台。制作过《空中快照》(Candid Camera)(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60-1967)艾伦·方特(Allen Funt)拍摄了这部短片，电影记录和采访了纽约国际学校的孩子们。《空中快照》节目主持人阿里斯迪尔·库克(Alistair Cooke)把这部电影称为“国际社会的微缩模型……没有礼仪、没有禁忌、但却充满了荣耀”，评论家罗斯·赛尔斯(Ruth Sayers)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一个世界的观念良好且安静的宣传。(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