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邵逸夫的离世使媒体再一次聚焦邵氏影业。邵氏“天一”时期拍摄的“稗史片”奠定了邵氏影片的基本风格，引领了我国第一次古装片风潮，也开启了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之路。 关于邵氏“稗史片”的出现，有的将其归因于邵氏成功的商业营销，有的认为它吻合了彼时文化保守主义心理，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就电影论电影，忽略了电影艺术与我国传统文学艺术之间的关联性。“学术界关于中国电影影响源的研究，长期以来也大都是将眼光放在国外，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用力甚勤地去叙述并探析如何受外国电影影响的种种表征与关系，而很少关注中国电影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化/文学的渊源。”①电影研究界忽视的不仅是“中国电影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化/文学的渊源”，中国古典通俗文学/文化之于早期电影的影响更少人问津。电影作为一门源自西方的新的艺术形式，如果永远打上“舶来品”的烙印，不走本土化发展之路，势必成为无本之木。而电影艺术一旦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体现民族文化血脉，必定需要从我国传统文艺形式中汲取营养，进而体现传统文艺的典型特征。从这个角度看，邵氏早期“稗史片”的出现是电影艺术与我国传统文艺交融的必然结果。本文探讨传统俗文学对邵氏早期“稗史片”②的影响，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邵氏早期“稗史片”对传统俗文学样式的承继 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一种文学样式的出现，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因素相关联，同时也是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样式在创作内容上难免有重叠之处，在艺术形式上也会彼此渗透与影响。考察一种新的文艺样式，不能忽视其纵向横向的影响。 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样式，为获得大众的喜爱，自然会向传统的样式吸取营养。电影艺术对传统文艺的承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吸收传统文艺的经典故事，二是形式上借鉴传统表演艺术。 我国在宋代以前，是雅文学时代，诗歌与散文是文学的正宗。宋代以后，俗文学样式“说话”、诸宫调、杂剧、南戏、小说、昆曲、京剧、越剧、黄梅戏、评书、弹词等纷纷兴起。这些俗文学样式，几乎都从史传文学与口头传说中挖掘题材，提炼好的故事。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互相借鉴吸收。比如，著名的包公故事：宋元明话本有《合同文字记》，元杂剧形成“包公戏”，清代出现章回小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京剧以及其他曲艺形式中也多有包公故事。这种文学形象我们称之为“箭垛式人物”，这种创作方式称之为“世代累积型”。无论是“箭垛式人物”，还是“世代累积型”，都是我国俗文学最常见的创作方式。邵氏早期的“稗史片”，有的源于历史故事，如《明太祖朱洪武》(1927)、《乾隆游江南》(1929-1931，1—9集)；有的改编自古典小说，如《刘关张大破黄巾》(1927)、《铁扇公主》(1927)；有的出自民间故事，如《梁祝痛史》(1926)、《珍珠塔》(1926，前后集)、《义妖白蛇传》(1926、1927，上下集、第三集)、《唐伯虎点秋香》(1926)，等等。这种创作方式与传统俗文学的惯用手法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表明“稗史片”自觉地承继了俗文学的创作传统。 此外，经典故事不断为新的文学艺术样式所重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比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著名作品就有唐诗《长恨歌》、唐传奇《长恨歌传》、元曲《梧桐雨》、清代昆曲《长生殿》与京剧《贵妃醉酒》等。这一题材同样被影视艺术所青睐。其他如西施故事、霸王别姬、昭君出塞等，经典之作层出不穷。邵氏早期“稗史片”中的“梁祝”故事、“白蛇传”故事、“三笑”故事此前就一直在不同的文艺样式间传布。如“梁祝”故事，宋代有《祝英台近》词牌，元代有白朴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明代有朱从龙传奇《牡丹记》，清代有宝卷《梁山伯宝卷》等，地方戏更有多种剧目。《梁祝痛史》之后，邵氏及其他电影公司仍不断拍摄同题材影片。经典故事有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而文艺样式却不断变化创新，以新的艺术形式演述经典故事，使经典代代流传并焕发出新的生机。因此，可以说，邵氏的选择，在当时可谓先机独占，但从整个艺术发展史而言，却是一种通行的规律。 在我国传统表演艺术形式中，戏曲是最接近于电影艺术的文艺样式。从历史发展来看，电影(包括后来的电视艺术)接替戏曲成为最流行的艺术形式。因此，我国早期电影从戏曲艺术借鉴的因素更多，甚至被称之为“影戏”。电影艺术在中国的初次尝试，就是1905年的纪录戏曲片段《定军山》。此后，戏曲与电影一直“纠缠”前行，甚至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戏曲影片这种形式，并在上世纪风靡一时。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种戏剧形式汇集，戏楼茶馆也是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去处，戏曲舞台上上演的故事，往往是当时流行的故事。于是，学习戏曲艺术，甚至直接将戏曲故事摄制成影片，成为电影艺术本土化的一种选择。邵氏兄弟在成立“天一”公司之前，首先进军的是戏曲界。邵氏兄弟的老大邵醉翁，1922年合资经营“笑舞台”，上演文明戏，并亲自编剧《梁祝痛史》，作为“笑舞台”的主打剧目。邵氏成立“天一”公司后，邵醉翁即将此拍成了电影《梁祝痛史》。由戏曲而电影，或许在邵醉翁看来只是艺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过于挖掘他的拍摄动机，似乎显得多此一举。同样，《义妖白蛇传》等影片与同时期的戏曲作品也体现出较大的关联性。电影《义妖白蛇传》的情节与戏曲舞台上上演的白蛇故事区别不大。因此有论者认为：“当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时，会发现《义妖白蛇传》并不那么‘电影’，甚至很不‘电影’。观其情节，与彼时戏曲舞台上的《白蛇传》几无差别，而且还照搬了戏曲艺术的‘场次’。准确地说，这部电影只是开启了‘白蛇传’由‘戏’到‘影’的迁移之路。”③或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电影就是戏曲艺术的延续，由“戏”到“影”的迁移之路很正常，相应地，电影艺术保留戏曲艺术的风格也在情理之中。一旦大量戏曲作品被摄制成影片，传统中国印象得到集中的呈现，“稗史片”才得以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