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4)03-0025-07 众所周知，中国独立纪录片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来自于创作，而是传播。随着数码科技的发展，影片拍摄成本在不断降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大量信息可以得到共享；以往国家垄断的拍摄设备、技术和信息的时代已经不再，电影制作也逐渐“平民化”。但独立纪录片从诞生以来一直就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由于没有经过国家电影体制的审查，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从来都没有实现过，换句话说——无法让作品见到观众已经成为其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作品和观众之间需要建立起联接的桥梁，其形式往往是私人电影俱乐部的放映或本土独立电影节的举办，而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联接人便被笔者定义为“中间人”。随着“中间人”的不断成长，他们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影响到中国独立纪录片，他们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的好恶标准、享有较高文化资本、掌控话语权；他们开始以监制、制片的身份参与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以策展人、评委的身份运作影展；通常也是独立纪录片评论的意见领袖，进而转变为“关键人”。 一、本土“中间人”的身份和成长 中国独立电影早期的中间人主要以香港电影人为主，如舒琪、黄爱玲，他们充分发挥了香港的地理优势，自1990年开始，将中国独立电影介绍到国际。[1]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本土中间人，其主要成长时期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从本土中间人的身份来看，主要分为学院派、作者派、民间派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中间人所影响的领域不仅仅局限在独立纪录片，甚至可以扩展到整个独立电影范围。 学院派大多为1980年代高等院校毕业，并从事影视方面的教学工作，他们一般具有比较好的专业知识储备、一定的西方教育背景、从语言上比较容易与国际沟通，能够直接同境外选片人进行交流。他们掌握着影视前沿动态、视野和人脉，曾或多或少参与过影视剧创作，在创作方面以编剧为主。如曾经执教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林旭东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和郝建。 林旭东被人誉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教父”之一，1951年出生于上海，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后任教于北京广播学院，教授纪录片创作。郝建出生于1954年，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后留校任教①，现在已经是博士生导师，拥有非常丰富的国内外影视资源。张献民1964年出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获得法语文学学士和比较文学学士学位，具有很好的英语和法语基础，并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学院任教。随后到巴黎第三大学和巴黎高等电影学院留学，获得电影硕士学位②。张献民到电影学院任教之后，便开始接触独立电影，他称自己曾多次去张元的家中参与各种活动③。 这批学院派的中间人大多是恢复高考后十年毕业的一代人，与同期电影学院毕业的第六代电影人的时间段基本一致。和第六代一样，他们在校园里度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为蓬勃自由的年头，耳濡目染了当时盛行中国的西方思潮，汲取着西方文化；他们一起经历了六四和中国电影改革伊始最动荡的年份，从某种程度上讲，学院派中间人与第六代电影人是同时成长起来的，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基本相同。中国独立纪录片兴起后的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也是学院派中间人沉淀成熟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们更多地是在高校任教，参与一些影视剧的前期创作，对于影视的脉动是极为敏感的。在VCD和DVD的技术没有完善、互联网没有规模化之前，在影视院校任教使得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相比中国其他阶层，他们能够更早、更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经典电影和电影史资料④。中国电影那个时期的创作也主要依托于北京电影学院，学院派中间人是一批有机会走在影视创作、评论和鉴赏前沿的精英分子。当互联网未普及之前，最快、最广地占领信息资源便代表着绝对的领先，甚至构成了一定的权威性。 第二种，作者派，即曾经进行过大量的艺术创作，大多被赋予艺术家的头衔。他们往往从事独立创作的年头比较早，资历深，也因香港中间人介绍或自身努力走出过国门，大多被西方认识，获过很多电影节奖项，在国际电影节或相应的国际艺术领域是熟面孔。比如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的作者吴文光。 吴文光1956年出生于昆明，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曾经在中学任教，1985年至1988年在昆明电视台做记者，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第一人，拍摄了享誉中外的《流浪北京》。《流浪北京》制作完成后，由舒琪等香港中间人的引见，吴文光第一次出境参加了1991年3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放完后，《流浪北京》接连收到柏林电影节、福冈电影节、日本国际纪录片山形电影节的邀请，吴文光通向国际的道路也便由此打开了。在日本，吴文光认识了日本著名的独立纪录片作者小川绅介。可以说，与小川的接触和学习是吴文光在纪录片创作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段历程，甚至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历史上重要的一笔——小川绅介的作品不但打开了吴文光的眼界，而且他的精神和工作态度让吴文光更坚定了拍摄独立纪录片的信念，吴文光这样描述同小川绅介对自己的影响：“从小川这个人身上，我看到一种纪录片它是一种社会工作，不是一种艺术，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某种艺术想法，它是一个纪录片工作，关心社会关心人的一种表达，同时他还把它当做一种工作推进下去……小川不仅制作纪录片，是一种纪录精神，我一直说他是电影的耶稣。山形纪录片的这个节也是他创办的，他说服当地来办这个节。所以91年从日本回来后，坚定了自己要拍纪录片，包括在秋天跟SWYC小组⑤一起，在广播学院开了‘新纪录片研讨会’，在朋友之间传看带回来的片子。”[2]就这样，吴文光通过参加山形电影节结识了小川绅介后，将日本优秀的纪录片带回到国内，从而在纪录片创作的实践经验方面走在了中国前沿位置；而影片资源方面也同学院派中间人一样获得了一定的优势；更重要的，他在纪录片领域的国际人脉逐渐打开。从此，吴文光便开始频繁参加以日本为主的国际电影节，《我的1966》还曾获得1993年日本国际纪录片山形电影节的小川绅介奖。吴文光连续拍摄了多部纪录片⑥，在2004年开始建立“草场地工作站”，致力于影像培训等民间独立纪录片教学、讲座、影展活动，包括他启动的“村民影像计划”都无不证明着他已然成为了一名独立纪录片方向的引领者，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些影片推广。所以，如果说学院派中间人领先占据的是学术、审美等资源的话，作者派中间人则是身体力行地通过创作经验的积累，率先走出国门，经历国际电影审美的洗礼，可谓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