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觅被隱匿的意義　　

      我的第一本電影評論集《第二重文本——中國電影文化修辭論稿》就要面世了，它是我在做了二十多年電影文化修辭批評後才結集出版的。這個時間跨度已不算短，所以，有必要向學術界的朋友交代其中一些緣由。

      一、我爲什麽做起電影文化修辭批評來了？

      我原來的主要學術領域是文藝美學(後來逐漸轉向藝術理論)，它屬於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下的文藝理論(文藝學或文學理論)學科。我之所以對電影批評發生興趣，並進而提出並實踐電影文化修辭批評，應是幾方面的機綠促成的。

      其一，我在四川大學念本科時，正逢“美學熱”在全國興起。由於四川的成都和重慶兩地都是美學的熱點地區，我對美學發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加入同學組織的美學小組，並與他們一道參與編撰國內首部《美學辭典》(王世德主編，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於是，後來就走了美學這條路。美學要關心的不衹是某一藝術門類的而是所有藝術門類的審美問題，這可能就爲我後來的宏觀的理論興趣點作了一些預設。而在讀本科時，每到週末晚上，與同學們一道扛凳子到一牆之隔的成都工學院(後來併入四川大學)看免費露天“壩壩電影”的經歷，也爲我後來的電影評論工作做了興趣鋪墊。難怪人們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那時看《小花》、《天雲山傳奇》等熱映影片，又回頭翻閱文學原著的難忘經歷，使我對電影的巨大魅力及文學與電影的密切關係難以釋懷。

      其二，在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跟隨胡經之教授攻讀文藝美學碩士學位時，導師在中國大陸學術界首倡設立的“文藝美學”學科本身就尋求“文藝學”與“美學”間的跨學科交融，從而使我開始接受到跨學科視野的學術訓練。同時，胡先生一再告誡我們，搞理論的如果不能聯擊具體文藝作品，不能準確地舉文藝作品實例去論證和闡發，就不夠格。他自己的學術論文給我們樹立起一個個典範。這給我的印象極深。這些，顯然對我後來在理論學科領域裏“不守規矩”地拐入文藝作品分析領域有一種導向作用。

      其三，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後改爲文學院)任教並在職攻讀文藝學博士學位時，導師黃藥眠(1903-1987)教授和副導師童慶炳教授在治學上都主張在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之間不必硬性設置界限，而是可以縱橫跨越、相互融通。黃先生於1987年去世後，新一代學科帶頭人童慶炳教授更是放手鼓勵我在與文學相鄰的電影文化修辭領域拓展，還選派我赴牛津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程正民教授在任職中文系主任期間也鼓勵我去自由開拓。這些都成爲我在電影文化修辭批評領域前行的有力推手。

      其四，1988年8月，我到牛津大學跟隨文化批評理論界名師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教授做博士後期間，閱讀他的著作《批評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和《審美意識形態》及另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简称“西馬”)名人傑姆遜(Fredric Jameson)教授的著作《語言的牢房》、《馬克思主義與形式》和《政治無意識》等，發現他們兩人的視野歷來就相當宏闊，完全無視文學與其他藝術之間的狹隘界限。特别是傑姆遜教授，總是結合具體藝術文本去闡發新的文化理論。他對藝術文本的神奇穿透力及由此而建構的文化理論洞見，令我心蕩神馳、躍躍欲試；他用“符號矩陣“去分析《吉姆爺》已經很精彩，再用來分析中國的《聊齋志異》更是令我敬佩，乃至給了我自己動手做起來的重要啟發。就這樣，我從純理論領域跑到以往陌生的藝術文本領域做起文化修辭批評來。

      

      

      其五，碰巧我那時服務的北京師範大學距離中國電影資料館(其懸掛的另一塊牌子是“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及其藝術影院所在的小西天很近，步行也就20分鐘左右，那裏的由《當代電影》雜誌社提供的內部電影觀摩票及觀摩證，在20世紀90年代成爲令人羡慕的觀影特許證件，讓我得以多看了不少外國經典片。同時，在該館工作的來自母校四川大學的饒曙光、蕭志偉等鼓動我多去看電影、做電影批評(這要感謝他們)，因爲電影在那些年(從1985年起)已經變得越來越火了。這種地綠便利，自然容易使我的批評興趣投寄到電影上面。

      其六，我在北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由西南師範大學派到北大哲學系做訪問學者的兩位美學界朋友蘇丁(也是我的川大校友)和楊坤緒，曾熱情慫恿我轉到電影教育界任教和做電影批評，理由是電影將來在藝術圈的紅火度必定勝過文學。楊坤緒還熱心陪同我去恭王府結識他的正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攻讀電影學碩士學位的西南師範大學校友陳犀禾。我那時雖然沒有順勢往這條道上走，但他們對電影的熱切嚮往和對我未來發展提出的真誠建議，畢竟給了我感染和啟發。

      其實，如想在文藝理論、藝術理論或藝術批評領域有些許個人建樹，而又需尋找合適的藝術文本去耕耘，那麽，在社會生活中和藝術界都日益紅火的電影，無疑就應是最合適的藝術文本耕耘園地了。這或許正是我做電影批評的基本緣由吧。至於真正選擇了電影文化修辭批評這一路子，還與我在牛津大學的經歷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