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在电影中的全球化叙事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是这个题材具有全球性的共同体验与关注价值，二是题材本身的跨国界叙事。因此，是否有扩张性，是电影题材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矢量。如电影《战争女巫》、《红高粱》、《蓝色茉莉》等题材，直接与某个族类或阶层或人群相关，这是以故事性见长的电影，既与全球性的共同体验或关注无关，也与跨国界叙事无关，虽然从内涵上说，它们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与社会，但它们自成系统，具有题材叙事上的相对封闭性。封闭，在这里是艺术自适与自觉的表现。而英国的007系列、美国的《谍中谍》系列、其他诸如《伯恩的身份》、《环形使者》等，其中无以尽数的英雄在不同的国度之间穿越，构成电影题材全球化的最显形的外在表现。相反，同性关系题材是电影中的一个隐形表达，不是说它没有跨国界的人物，而是说它的题材内涵的非商业性、包括它所表现的情感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边缘地位，使得它从标准的全球化去认知会呈现出非全球化特质；与此同时，在共鸣与体验的广泛性上，特别是对某一群体而言，这个题材却是全球化的一种更讲究艺术性的影像表达。确实，在近几十年风起云涌的世界电影中，这个题材反倒成为全球化的难以回避的叙事议题之一。同性关系和移民等题材，在构成电影全球化运动过程中，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走进文化领域甚至制度领域。这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个新参照，是电影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新视界、新景观。 照道理，同性爱作为一种爱，在神经元体验上，它与异性爱没有什么不同，不应该成为全球化的叙事议题，因为没有人说爱情是一个全球化的叙事议题。也就是说，爱情这个题材的传播进路更像是我们日常的照面，成为电影制作中全球性的非议题，它的存在如春夏秋冬一样并不构成一个异类的关注。可是，因为同性爱受到文化与制度的拒绝、压迫，甚至残害，它给人的陌生感是习惯于异性爱的社会与传统不能想象的，于是在艺术表现上，它呈现出夺目的光彩。当然，马尔库塞更认为同性爱包含着革命的潜力，它反叛生殖系统，是一种更充分的爱欲，代表了肉体的充分可能性①。 只要是两具躯体产生了关系，那么亲密与背叛、思念与冷漠、柔和与对抗，便是它们不得不面对的内容。不同的是同性爱，因为它与物种传递的本能产生的极大悖逆性而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因此许多不便于直言的社会性本能对它的态度便影响了同性爱者的行为与思考。不过，它的发自于自然本能的能量，是某个个体体内的火山，也迫使全球化过程中的单个、或多个的社会、文化、群落、组织不得不或缓或急或顽固或宽容地扭动自身庞大身躯，做出自己的姿态，来应对这一越来越普遍(浮出世面)的同性吸引倾向所造就的人类现象。 从表达的最深层上说，同性爱在社会与艺术中从隐到显的过程，是人类重新发现自己和探索自己的过程(按照福柯的说法，百年以来的西方对它的压制前所未有地强烈②)；这种性向的选择与探索意义，和其他层出不穷的事实一道，促使全球化进程中现代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的自我重建；而艺术，以它独有的气质与方式，更以它的个体的体验性叙事，见证这个发现、探索和重建的艰难且令人感叹的历史，从而完成这个题材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使命。 一、《王尔德(的情人)》、《爱德华二世》：罪的结局 英国是全球化进程的真正先锋与主力。无论是它在欧洲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胜利，还是它在亚洲发动的鸦片战争，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它在输出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的同时，却在同性爱群体的生活模式中陷入保守与残酷。将它看作是一个反讽是对曾经遭受过苦难的同性爱故事的一种遥远的哀悼。不过，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始作俑国以及它在全球化时代的形象，它的电影在同性关系题材上的努力也确实引领过风骚。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比较的角度，泰国的同性关系题材就不可能如英国的同类电影取得那样的影响力与凝聚力。自然，这个题材的打动人的力量，还是要从故事本身的结局谈起。 没有创作者敢对作品的结局掉以轻心。一部艺术作品的力量，往往是在结局处得到最强有力的呈现。它是创作者运用特殊文本在某个领域对存在的终极思考，也是创作者对待世界的宣言。 结局本身所蕴藏的形而上意义，甚至成为艺术作品样式与风格的划分标准：喜剧与悲剧。电影的结局，是开端的“他者”，是开端的陌生化的镜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结局不仅具备文体特征，更是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大量同性爱电影以悲剧结局，其背后是文化与法律判定的结果。有时，虽然文化与法律并不直接导致同性爱者的悲剧性终结，但它们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总是在那里主导人物的选择和抗争。 同性爱是一种罪，这是我们文化认识的结果。这种结果经由偏见与制度的强化，长期以来，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米德在他的《性别与气质》中写道：“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都有一定的目标，在道德和精神完美上相互不妥协。同样，每种文化都谴责背离它的成员——生活在这个社会，却背离它，最轻的指责是认为他糊涂了，最严厉的指责是认为他的背叛可能会变成疯狂。”③ 写了《快乐王子》(童话)、《莎乐美》、《温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子》、《理想丈夫》(戏剧)、《道林·格雷的画像》(小说)等优秀作品的王尔德，这位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以“鸡奸罪”(当时无“同性恋”这一称呼)遭起诉，证据是他给性伴的两封信。面对盘问“什么是不敢说出名字的爱？”王尔德沉思一会儿，从容辩解道：“……这爱在本世纪被误解了，以至它被描述成‘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也由于这个误解，我现在站在了这里。这爱美丽、精致，是最高贵的爱的形式，它没有一丝一毫不自然，它是智慧的，循环地存在于年长男性与年轻男性之间，只要年长者有智慧，而年轻者从中看到了他生命中全部的快乐、希望和魅力。爱本该如此，这个世界却不能理解而嘲笑它，并使爱中之人成为众人的笑柄。”④王尔德还是被送进牢狱(在那里，他写下诗作《瑞丁监狱之歌》和书信《深渊书简》。刑满释放，王尔德流亡法国，客死他乡，终年47岁)。这便是电影《王尔德》。王尔德以他当时的地位都无法在社会立足，以他的艺术家身份都无法获得谅解，更何况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