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土化借用：华语大片的资源选择 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文化正在从传统的膜拜价值向展示价值转变，内蕴和精神诉求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一切都倾向于展示，外观的美成为普遍追求。到了20世纪60年代德波则认为，“不能把奇观理解为是视觉世界故意的歪曲，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是形象的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最好把它看作一种已被现实化和转化为物质王国的世界观——一种被转化为客观力量的世界观。”①不言而喻，外观成为视觉快感追求的目标，视觉于是成为一个欲望的象征。图像时代的现实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感官和体验的世界，于是“人们视觉体验的欲望被空前地激发起来，追求不断变化的漂亮外观，强调新奇多变的视觉快感，已成为体验的核心内容。新奇总被更新奇的东西所取代，不断地攫取视觉快感资源又不断地失望，这就是主体内在的心理法则，也是当代社会不断改变其外观的普遍法则。”②这样传统的纸媒文化为视觉文化所取代，理性思辨为感官原则所替代，于是大众文化盛行，文化工业迅猛繁荣。而电影生产无疑要满足和实现观众的欲望表达和娱乐需求，经典文本就成为电影生产的重要资源。改编历来是电影、电视剧创作的重要来源。全世界每年生产的影片和大量的电视剧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改编。莎士比亚、雨果、小仲马、狄更斯、奥斯丁、托尔斯泰、海明威、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都曾经不止一次地被搬上银幕和电视。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霸主地位，更是离不开一大批小说家的支撑。他们为好莱坞电影提供了一个个经典故事，创造出一系列的经典形象。一般来说，经典文本都有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特点，其在大众中通常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等，这就为电影的先期投入和后期宣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为有利于电影的传播。 另一方面，电影业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一部影片投资的失败就可以使一家电影公司倒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96年周晓文导演的《秦颂》亏损了4000万，直接导致了陈颂涛的大洋影视公司的破产倒闭。1997年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直接亏损了8000万元，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和《风月》分别亏损了6000万和3700万元，此外，姜文导演、主演的几部电影也亏损极大，《天地英雄》亏了5000万，《鬼子来了》亏了3000万，《大太监李莲英》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分别亏了1000万元。即便是这些成名的导演和演员也不能保证影片投资的成功，电影投资的高风险可见一斑。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张艺谋《英雄》的问世，华语大片开始占据市场。它们的投资往往巨大，动辄上亿元，甚至是好几亿，如《英雄》的投资就达到了3000万美元。这样在选择拍摄题材时，投资方往往会将其目光投射到经典文本上来。因为经典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已经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甚至融入了整个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其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都很大，它避免了一个新文本被大众接受的可能风险，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影片投资的整体风险。近年来许多华语大片将其目光对准了西游题材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离不开西游题材作品。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取材于《西游记》的中国电影已经超过了25部。无论票房还是影响力都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年的票房数据现已无从查考，仅就近两年上映的“西游”题材的电影来看，其票房总额就已超过30亿元。在影响力上，1995年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解构经典的典范之作，也使得周星驰一跃而成为一线巨星，更是捧红了朱茵、莫文蔚等女星。2013年，周星驰又以导演的身份再次“触电”西游题材，推出了令人期待的《西游·降魔篇》，更使得这一电影题材引人注目。此外，被奉为国产经典动画片的万籁鸣拍摄的《大闹天宫》也被重新加工成3D版。2014年春节，由星皓电影公司投拍的3D大片《大闹天宫》终于与观众见面了。该片耗时四年，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4.2亿元，加之甄子丹、周润发、郭富城、陈慧琳、梁咏琪等近20位明星大腕的加盟，终使该片备受关注。可见，在丰厚的商业利益面前，图像时代的华语电影进一步将其目光聚焦于中国传统经典文本。这种对本土化资源的利用是否有利于经典的再造？其遵循了怎样的新的改编策略？这一策略是否有利于中国电影的全球化传播？等等。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我们探究。 二、西方化改造：华语大片经典改造的倾向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好莱坞引进大片数量的不断增加，国产电影经过多年的持续低迷后，开始实现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艰难转型。于是华语电影从策划、拍摄、制作到最后的营销都开始全方位地学习和借鉴好莱坞模式，试图不断引进美国电影业已然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好莱坞“电影王国”持续若干年、不断积累的丰富经验。于是我们的华语电影开始出现了大片化、奇观化和商业化的狂潮，一时之间，大片云集。而这些大片在故事讲述和情节安排上也不断向西方电影和好莱坞模式靠拢。如陈凯歌的《无极》借用了西方的神话模式，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和命运的故事，探讨心灵救赎的问题，却被网友解构为“一个馒头的血案”。冯小刚的《夜宴》则借用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情节，将其移植到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但却失去了那种震慑灵魂的“哈姆雷特之问”，更失去了西方经典所原有的悲剧力量。吴宇森的《赤壁》受到了西方战争史诗(如《特洛伊》等)的影响，放弃了《三国演义》中赤壁大战复杂而多层面的历史背景，只是将战争起因归结为争夺女人，将曹操的失败归结为“一杯茶和一阵风”。这一西方式的改造浪费了影片斥巨资所打造的全景式的战争场面，给人一种头重脚轻之感。而陈凯歌执导的《赵氏孤儿》则通过对中国传统舍生取义的质疑，将程婴献子改造成了一种阴差阳错的无奈，用西方的理性和仁爱取代了东方的复仇和忠义，大大削弱了原著的悲剧力量。我们不难看出，新世纪这一轮华语大片对中国经典文本的改造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的。于是，越来越多的华语大片在影片的情节处理上不免呈现出西方化的倾向。致使这些传统经典文本，往往变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自相矛盾。近年来不断被华语大片挖掘的西游题材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