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目前已经越来越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关注，它不仅涉及到电影、电视、绘画这类以视觉表达为主的艺术形式，而且指涉到以社会宣传为主要诉求的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在电影理论界，这种探索正在从一种一般性的话题讨论，转化为一种电影的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电影与社会的互文性研究。或是说，我们正在从一种电影批评的美学视野，提升到一种影像话语体系构建的文化视野。 尽管正义国家的影像建构问题，并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但是它却与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密切相关。其实，电影中的国家形象有时可能有它的原型，有它的“出处”，有时则是想象的产物，是一种建构在影像世界里的虚构的国家形象。这种国家形象不论在中国电影还是在美国电影中都有历史性的表述。只是无论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原型，还是根据艺术家自己的主观想象，国家形象在电影世界的呈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真实与虚构相互缝合的多重文本。不管一个真实的国家形象对电影而言是“在场”，还是不“在场”，电影中的国家意志始终存在，通过电影所要实现的国家利益更是毋庸置疑。不同的只是它有时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有时则是以“匿名”的方式蛰伏在影像之中。对于我们来说，着意要讨论的问题是，究竟要在电影中建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它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它与我们的国家历史乃至文化传统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这是我们在深入探讨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时必须要面对的命题。 不同的国家理念对诗艺的不同判断 在此，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而是在中国电影的话语谱系中探讨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确切地说，是关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如何获得正确的影像表达的问题。站在这样的学术地平线上，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看着我们脚下的土地，还必须要看到和我们所要建构的影像国家相互“接壤”的领域，它们包括种族、民族、民族主义，以及国族、国家、国家主义这些相关性命题。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在语义上抑或是逻辑上陷入一种误区，进而使我们所有关于国家形象的讨论成为一种失去了学术坐标的空谈。 事实上，我们今天并不是在一个真空的语境里讨论影像国家的建构问题，而是在一个人类共有的知识谱系中来分析这个问题，也是在一个历史的话语体系上来认识这个问题。至此，我们可以将目光拉回到两千多年前的人类精神版图的原点——柏拉图(公元前347—427)这位被誉为“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典范性人物”那里。他在《理想国》里建构了一个寄托着至善、至美、至真的理想世界。那是一个至今仍然令世人流连忘返的国度。在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上，柏拉图令我们思忖的是：为什么这位酷爱哲学思维的智者，当年要从宗教神学的研究转向国家政治的研究？他为什么会对一种理想的国家政治学说如此热衷？原来在柏拉图的心目中，人类若不首先改造国家便无以改造哲学，要想改造哲学，就必须改造国家。他认为这是改变人的思想道德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因此，寻找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便成了比哲学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问题。他说：“我们知道，任何种子或胚芽(无论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如果得不到适合的养分、季节、地点，即：如果得到的是不适合的培养，那么，最好的天赋就会比较差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更坏……我们所假定的哲学家的天赋，如果得到了合适的教导，必定会达到至善。但是，如果他像一株植物，不是在所需要的环境中被播种培养，就会长成一个完全相反的东西。”①在他看来，国家的土壤是孕育哲学最重要的地方，改变它是改变世界的必要前提。所以，柏拉图力图改造世界的雄心使他从神学的天国回到了政治学的大地上。 我们今天重读柏拉图的国家理论，依然能够感受他对理想国家的一腔热情。可是，这位睿智的哲人为什么非要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国中驱赶出去呢？他为什么要将理想的国度变得一个与诗意相隔离、相对立的领域呢？也许，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与柏拉图恰恰相反，我们是要把诗人引入到理想的影像国家中来。易言之，我们是要将永恒的诗意植入到正义的国家形象之中。不管正义与诗意关系怎样设置，我们都期望理想的正义国家将是一个诗意盎然的国家，人类在里面能够得到诗意的栖息，诗学在里面能够得以广泛的传播。我们现在向往的正义国家，除了公平、公正、平等、自由之外，必将是一个充满着诗意的世界。可是，在柏拉图的国家命题中，国家的灵魂正如同个人的灵魂一样，它必须符合其所谓的辩证原则，只有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的国家才是美、是善、是正义的。而诗人，这些在柏拉图的眼里只懂得玄想和呓语的“怪人”，怎么能够迈入他倾心建立的理想王国呢？正像柏拉图对诗歌的攻击常常令西方的艺术批评家感到困惑一样，我们对柏拉图对诗歌所取的否定态度也觉得诧异。还是卡西尔对柏拉图的认识更为透彻，尽管他承认“没有一个现代作家甚至会想到在讨论政治学的文章中为什么要塞入一段反对诗歌艺术的议论”。②但是，他紧接着就说：“显然，我们不能把柏拉图看成为诗歌的敌人。他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就艺术价值而言，他的许多对话录，如《斐多》、《会饮》、《高尔吉亚》、《斐德罗》绝不比希腊的巨作逊色。甚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对荷马史诗的珍爱和由衷的赞赏。只是在事关国家政治设计的命题中，他不再是作为一个诗人的代言人在说话，而是在以一个要对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作出评判的立法者的身份在说话……”③柏拉图不允许自己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在此，诗人——不论是史诗、民谣诗或是悲剧诗的作者都有他们不能跨越的界线。 其实，柏拉图所要反对、抨击的并非诗歌本身，而是诗歌制造神话的功能。所以，与其说柏拉图反对的是诗，倒不如说他反对的是神话。因为诗与神话这两者在希腊人看来是分不开的。从遥远的年代起，诗歌一直扮演着神话制造者的角色。正像希罗多德说的那样，荷马和赫西阿德造就了神祗的家族；他们赋予了神以外在的形象，使他们分清了各自的职责和权能。这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之所以要驱逐诗人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承认诗歌即意味着承认神话，而神话会破坏了一切哲学，进而动摇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家的根基。所以，它必定是不会被承认的。“唯有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哲学家的国家才可免遭与它敌对的危害势力的入侵。”④显然，神话连同制造神话的诗人、艺术家应当被赶出理想国的大门。“诗人之国”与“洞穴之国”一样，在柏拉图的概念世界成为远离真理与正义之门的另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