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制度改革的理论是一个不断形成的制度建设科学体系，也是一个开放的理论框架体系。思考和探索中国制度改革要有个基本框架，笔者试图从历史、逻辑和现实三个坐标维度搭建一个初步的框架，以此把握未来中国制度建构的理念、内核和方向，进而为中国制度改革夯实基础。 在历史坐标维度上，把握中国制度目标模式、变迁路径选择、改革过程控制，思考制度改革的延续性、适宜性、可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巨大的效率使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是，中国制度面临的亟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也非常艰巨。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到2022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制度的目标模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今后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目标模式是人们愿意为之奋斗并希望达到的远景，是一种相对宏观和抽象的意愿表达，回答了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世界的问题，需要人们通过长期的奋斗才能接近或实现。对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目标模式能够凝聚人心、明确方向，激起人们为之奋斗的热情和力量。目标模式决定行为模式、价值取向、路径选择。 制度决定国家的命运、文明的延续和民族的存亡。本质上，不同国家的竞争，就是它们基于本国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选择实行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制度的竞争。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美国力图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美欧自贸区，建立一个“强西方”、“大西方”。美欧自贸区占全球GDP的50%、贸易的40%；日本加入后，TPP谈判国的GDP总和将占全球的近40%，贸易总额将占全球的约1/3。中国要想成为全球大国，不仅要维系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全球的制度、机制与框架设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新一轮改革的重大主题、基本任务和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便是推动中国走向制度文明。制度文明，尤其是经济、政治以及法律制度文明，断然离不开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但制度文明以其更高规格的文明形式存在，并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挥直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世界意义将是中华文明对人类作出的新贡献。 变迁路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还强调：“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制度的形成带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的深刻烙印，特别是在有深厚文化传承的国家，制度演变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绝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制度形态。因此，探索改革顶层设计的路径，必须先研究各国国情。世界是复杂的、多元的，如果忽视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即习俗、传统、文化、发展水平的有机统一和对接，制度就不可能有效运作。如果新的正式制度改革失去与本土融合的基础，就会破坏原来社会有机体的正常延续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建立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高峰，一大批富含智慧的制度设计为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而近代欧洲人能创造出现代技术文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和制度体系与时俱进，开发并贯彻了一套人类交往的新规则，抑制了机会主义和权力的滥用。这些规则被统称为现代制度体系(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 与此同时，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中国明清时期简单地以道德评价涵盖一切，维护农业经济基础而抑制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加之腐败的帝国官僚制度和逐步成为负担的血缘关系、礼仪制度等，思想和制度远远落后于世界制度文明的潮流，使得中华文明在明清之际落后于西方文明发展的步伐。研究今天中国的制度，必须以古为鉴，从始于汉唐的制度文明获得自信，从由盛转衰的明清得到启示和教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重塑中国制度文明和制度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