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城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显学，特别是大众媒介的老上海怀旧引发了李欧梵、张英进、孙玮等学者的关注，但是学术界对于上海身边的苏州——一座具有浓厚怀旧色彩的城市却没有给予太多注意。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两代，苏州可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之城，对苏州这样一个曾经繁华的古城，进入现代之后，它经历了哪些变化，电影等现代媒介如何叙述和展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发掘本土文化资源，重建城市自我认同已为新潮流。在此背景下，对苏州这样一座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古城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现代大众传媒的视觉建构，世人可以深入体察传统城市面对变化世界的一种“复杂的情感”。 张英进说：“城市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呈现着迥然不同的形象。‘城’既可以指小镇，如县城或山城；亦可以指城墙，一种从小镇到故乡皆设有的防御式建筑。‘市’可以指市场(从小镇的农贸市场到都会的金融市场)，亦可以指都市或都会。从形象角度看，城市的象征可以是小镇的一片城墙，一座孤塔，一湾小溪；或是古城的一坊牌楼，一座宫殿，一片花园；抑或是都会的商业区、红灯区、贫民区。从观念角度看，小镇可以表示一种宁静，古城可以表示一种秩序，而都会可以表示一种喧嚣或紊乱。”①古城苏州便是张英进所说的依靠城墙、农田、河流、宫殿和花园组成的一座“田园城市”。它美丽富饶、文化发达和远离政治，是帝王将相的后花园和才子佳人理想的约会场所，直到今天，电影电视等媒体中所展示的“苏州”，经常是充满怀旧的、诗意的和宁静的城市景观。 本文要特别解释一下“怀旧”这个众说纷纭的词语。“怀旧”意指怀念过去。但已有学者指出，“怀旧”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简单唤起和伤怀”②，“怀旧(就像记忆、追忆和怀想)深深牵涉到对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以及……我们要去哪里的认识。简而言之，怀旧是一种我们在永无止境的建构、维护和重构身份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方法。”③“怀旧”是主体身份不断的建构过程，无论是“上海怀旧”，还是“香港怀旧”，均是对城市身份的不断建构和再建构。当然，不同的城市怀旧出发点差异很大，例如今日的上海怀旧多指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摩登的上海景观，而对于苏州，“怀旧”则更多指向乡土、诗意和田园风景，当然，“怀旧”其实是一个流动概念，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文化碰撞中被不断整合、重构。本文试图由《小城之春》、《游园惊梦》、《橘子红了》等影视剧，探讨不同时期的影视媒介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空维度中，建构苏州的“怀旧诗学”，并分析此“怀旧诗学”所包含的复杂内容，及其是如何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动而变动的。 一、乡土情怀与诗意小城 关于苏州“怀旧诗学”的媒介建构首先要提的是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电影较早用影像手段建构了具有浓厚乡土情怀的城市怀旧诗学空间。电影开头长镜头与蒙太奇交替使用，藉助女主人公的“独白”，简洁地勾勒出一个战后江南小镇形象：小桥、深巷、古旧城墙和江南老宅，这个小城以费穆的故乡苏州为原型。江南老宅的男主人戴礼言因病整日坐在颓败的院子里；女主人周玉纹是一个对生活感到无望却又不愿反抗的传统女性，她对身患疾病的丈夫已无爱情可言，自认为“每天都是平平淡淡，似乎永远也不会有故事发生，而每个人的世界几乎都一派荒芜”。可她依然恪守妇道，唯一的活动是踱步于破败的城墙，或坐在丈夫小妹房间里绣花。但是江南小城的平静空间因一个“外来者”到来而被打破，来自上海都会的章志恒不仅是戴礼言的好友，而且是玉纹儿时的同乡兼恋人，三个人在战后破败的江南老宅中戏剧性地重逢了，电影展现了几对男女人物间微妙的情感关系。 费穆为何将几个人物置于战后破败的江南小城镇空间？通过女主人公周玉纹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戴礼言生病主要原因是战争导致了家道没落。显然借助电影，费穆不仅思考乱世男女的情感纠葛，而且思考战后家园重建、现代与传统等话题。经历八年抗战，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对本土文化建设有很强的迫切感，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及文化成为当时社会主潮。《小城之春》便是战后本土文化抬头的体现，影片在具有浓厚乡土色彩、怀旧意味的古城空间中展开。“家，在一个小巷里，经过一座小桥，就是我们家的后门……”电影开头女主人公的喃喃自述，表达了对家园和本土的认同情怀，小桥、城墙和庭院，虽已破败却是赖以生存的家园。电影浓厚的“怀旧情调”，足以激发那个时代观众的“家园记忆”。香港学者洛枫在解释“怀旧”时突出了两点：一是“怀旧”有“美化过去的功能”；二是“怀旧”是建立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y)的途径。“‘怀旧’不独关于过去的事情，而且是联系现在、延续将来的；人们透过对过去的回想寻找自我，然后对比或反省今日的我，再推算将来的面貌，这完全是一个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④《小城之春》描述了戴家从“战后的迷惘”，不断“回想寻找自我”，到影片最后“自我逐渐清晰”，家园也慢慢重建起来。这一过程的视觉再现，不断唤醒观众对家园和本土的认同意识。 不过，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时空环境中，《小城之春》的怀旧城市诗学空间其实是一个游移、悖论的空间。廖新田在讨论台湾本土意识时就指出“本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本土’不仅是地方主题的描写、记录与表现，而是一种具有主体建构的意义。”⑤没有一个“纯粹的本土”，本土的表现形态跟主体建构有关，随着主体认同变化而变化。这位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各种表现乡村的怀旧之美，指出其实“美不在‘旧’中，而是藉由现代的凝视，即‘纯粹’的视觉(the‘pure’vision)所启动(Chris,1995)。易言之，只有用特殊的眼光才能发觉乡下朴实之质、斑驳之美。”⑥同样，《小城之春》所呈现的宁静纯粹、田园牧歌的小城风光，并非小城本来面貌，而是在小城镇与大都会、现代与传统交织的社会语境下的媒介建构，电影希望借此唤起观众的家园记忆和本土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