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愿景的百姓版。世界银行2014年4月底公布了世界各国按照购买力平价的GDP排名。预计2014年底，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①购买力平价法的运用长期以来都有争论。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还是按汇率比较，中国的GDP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从GDP这个指标衡量，我们可以说，已经可以预期一个中国梦。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再进一步。 很显然，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不过，在高速增长过后，当下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因而也就面临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的问题。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在新一届党中央的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讲，“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改革的方法论问题。 2013年7月习近平在湖北调研时，进一步阐述了改革的方法论。他说，“必须在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改革的方法论。为什么把握深化改革的几个重大关系如此重要？我们研究改革的方法论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改革已经取得的进展。早在十八大之前，社会上就有很多讨论。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改革是停滞的。例如，过去10年国有企业改革十分缓慢，甚至呈现国进民退的态势。从统计数据上看，这个判断并不能得到有力支持。例如，国有企业无论就其总产值、固定资产还是就业人口占全部企业比重，过去这些年都是持续下降的。当然，仍然存在着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还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下一步改革的任务。 其次，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改革的恰当节奏。从更长的时间段来分析，不同时期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点。中国有句老话，文武之道，一张一弛。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带有一定的激进色彩，改革措施在当时造成了一些社会阵痛，比如，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但改革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也改变了我们的就业制度，推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改革的结果是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经过了本轮改革以后，社会的需要和改革的重点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过去十年我们更注重于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更多的考虑将改革的成果惠及大众和民生。近些年来劳动力逐渐变得稀缺，因而改革的重点变为如何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不同时期的改革具有互补性，而今后的改革面临新的调整和崭新的任务。因此，从国家的层面讲，当下中国非常需要研究改革的方法论问题。 最后，帮助我们认识当前改革的紧迫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党形成了每届三中全会侧重改革的惯例。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寄予厚望。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20年只剩下6年，接下来的6年必须要改得更有效率一些。研究改革方法论，可以让我们的改革按照正确的方向，更加富有成效。下面我们从几个角度谈一点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改革方法论讲话的精神。 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 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如何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1994年，笔者和另外两位作者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②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提前看到《世界发展报告(1996)》(以下简称《报告》)的征求意见稿。我们明白了自己应该写什么——回应关于中国改革道路的质疑。当时世界对中国的改革有巨大的争议。改革取得的成就大家都看到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唱衰中国，认为中国不太可能最终完成改革，因为改革的方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本触动制度本身。《报告》正文前引用两段语录，分别是邓小平和捷克领导人哈维尔的。哈维尔说，“一个人不能分两步跨过同一个鸿沟”，这从思想方法上为激进的改革方式提供了依据。《报告》引用的邓小平的话，则是“摸着石头过河”。《报告》尽管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持肯定态度，但是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无疑更认同甚至同情哈维尔的改革方略。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影响着后来一些国家对改革路线的选择。 当时苏联东欧国家采纳美国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进行艰难转型时，中国则走出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渐进式改革内含了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我们以“价格双轨制”改革为例分析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商品都是需要凭票证购买的。如何改革？如果按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就是要在一夜之间，所有商品的政府定价全部变为市场定价。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价格的放调结合，逐步让价格达到市场均衡水平。什么是市场均衡水平，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因此我们先放开一部分非必需商品的价格，作为参照，就逐步了解到市场均衡价格。到1992年时市场上基本上所有的产品价格都由市场决定了。夸张点说，中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价格改革。 另一个例子是企业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绝对主体。我们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幅度改革，而是在城市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在农村允许和鼓励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就面临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的竞争。当国有企业因为软预算约束等原因越来越没有市场竞争力，很多企业出现严重经营困境时，时任总理朱镕基适时推动国企改革，允许国有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接下来就有了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实行国有企业为主，而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则允许进行多种形式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