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安杰依·瓦伊达①作品极力推崇的主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在两部影片《下水道》(1957)和《灰烬与钻石》(1958)中记录下了因受到战争摧残而满目疮痍的波兰大地上的英雄主义以及对国家的忠诚。由于受到前苏联政府的高压管控，瓦伊达只能在剧中用隐喻的方式对当时在苏联扶植下建立起来的波兰政治体制进行批判。在其后执导的两部影片《大理石人》(1977)和《铁人》(1981)中，瓦伊达用更为坚定自信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然而，即便是在上述两部影片之中，瓦伊达也没有公然反对前苏联。直至20世纪90年代，瓦伊达用浪漫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双重视角来审视波兰的历史，其政治信仰和观念才在他的影片中清晰可辨，代表作品首推《入侵立陶宛》(1999)和《卡廷事件》(2007)。没有了高压监管的牵制，瓦伊达可以自由表达其有悖传统规范的民族主义气概，在他的镜头中，波兰民族气节的核心特质就是对俄罗斯政治围压的抵拒。 在意识形态层面，瓦伊达在这两部当代历史题材影片中用假想的泾渭分明为波兰民族性身份定位做出了界线勾勒。凡是处于分界线以西的就是积极进步的，所有位于分界线以东的都是负面消极的，都必然会使人联想到俄罗斯的权力滥施。实际上，这条假想的边界线与波兰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相符；只不过是好的我们和坏的他们之间的分隔标记。瓦伊达绝非假想边界框定这种做法的开创者，这一做法是波兰政治和文化属性里的固有成分，深深植根于其民族传统之中。在当今的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对于西方电影观众来说，瓦伊达沿用比对东西方二元化民族分割定位的老做法颇显过时。无怪乎年轻一代的波兰电影评论家们都把这种分隔东西的域界当作典型的民族偏见之为而不屑一顾。对于瓦伊达近来作品中极力宣扬的论调，这些评论家们也常常予以贬斥。然而，尽管有这些否定声音的存在，谁都无力阻断由层出不穷的波兰历史片汇聚而成的强大洪流，近十年来，这些历史片，通常出自耶尔齐·霍夫曼②、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③和安杰依·瓦伊达等老一代大师级导演之手将波兰的民族气节和理念提升到了崭新的高度。 随着1989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并继而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波兰的观众们也见证了一场描画历史及其对后世影响的影片复兴。这些不朽的作品用宣扬忠诚于祖国的神话般的故事装点银幕，并不忘时常宣讲在很多波兰人看来能诠释他们全新欧洲人身份核心内涵的天主教理念。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这场历史片风潮之中，和耶尔齐·霍夫曼执导的影片《火与剑》(1999)一样，安杰依·瓦伊达的作品《入侵立陶宛》在波兰国内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影片改编自被列为学校学生必读书目的同名叙事诗，作者是波兰19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流亡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诗中密茨凯维奇采取倒叙的手法表达了对追求民族独立的贵族文化的向往和留恋，这在当时的波兰已然不复存在。 瓦伊达的这部改编影片完整再现了密茨凯维奇诗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般美好的世界，并且几乎原样描摹出密茨凯维奇对当时波兰和立陶宛贵族选择与拿破仑联盟，共同反抗俄国压迫统治的态度及立场。这部取材于每一个波兰人都耳熟能详的诗作的电影成功地为他赚取了数量极为可观的观众。《入侵立陶宛》于1999年10月上映之后，次年就吸引了约600万波兰观众到影院观影。瓦伊达的首部历史题材影片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他巧妙地将妇孺皆知却又略显过时的诗作《塔杜施先生》转化为一部能够满足观众多重需求的电影，这些处在世纪之交的观众，他们既强调影片的视觉感受，又希望影片忠实原文。 瓦伊达的这部影片围绕着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条叙事线索展开。一开始，呈现给观众的是与诗作同名的主人公塔杜施天真地想给自己寻找一位理想伴侣，但他很多时候又有些拿不定主意；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和朋友以及家人一道参与了当地的一些小规模冲突。然而，当保卫立陶宛(19世纪时，立陶宛是波兰王国的组成部分)的爱国主义事业号召他们与沙皇俄国的士兵决一死战的时候，塔杜施立即终止了他的寻爱之旅。 彼时的波兰，人们认为爱国主义就是要奋起反抗来自东面的劲敌，故而瓦伊达1999年出品的这部历史片用恢弘的场景讲述了波兰与其东邻之间那些渊源久远的矛盾及不和，表达了对能够彰显波兰民族英雄主义的过往的留恋和怀念。另一位波兰导演霍夫曼的作品《火与剑》④也于同年上映，这部影片改编自讲述18世纪右岸乌克兰三次暴动事件⑤的同名小说，这两部作品合起来标志着延续至今的波兰历史片大潮的开端。这些历史片中也有为数不多的与其主旋律不符的人物，这些作为波兰东面邻国之文化表征的角色几乎都是被人愚弄或者唾弃的对象。 评论家玛丽·P.伍德提出历史片在波兰的流行之势即将宣告终结，原因就在于“在大批波兰人为了找工作或者让自己更像真正的欧洲人而移民他国的政治大背景之下，再用历史片来粉饰掩盖已然举步维艰”，尽管有着如此这般对之不看好的声音，历史片仍旧没有从波兰大街小巷的电影院里销声匿迹。《卡廷事件》以及导演耶尔齐·霍夫曼新近执导的3D影片《华沙之战1920》(2011)用悲观的色调渲染出对于有着崇高道德风尚的波兰人的崇敬和向往，其在银幕上的形象足以唤醒现在已是欧洲大家庭一员的整个波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气节。 《卡廷事件》，名如其实，取材于发生在20世纪的一桩历史性事件。影片围绕着1940年4月在卡廷森林被内务人民委员部⑥残害的22000名波兰公职人员以及知识分子的家人和朋友展开。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与瓦伊达的自身经历相吻合：瓦伊达的父亲被苏联人夺去了性命。对瓦伊达而言，这部电影结束了他的二战题材情结，是他寄托哀思、意欲“将痛苦忘却在身后”(索伯勒维斯基)的最后一次艺术创作。影片具体描画了二战以及战后在苏联扶植下建立的波兰政权。毫无疑问，瓦伊达的这部电影是首次将这一事件搬上银幕的伟大尝试，并且准确无误地将该事件的罪魁祸首直指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