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和国际语境下的当代法国传记片

       《玫瑰人生》(La Mme,2007)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法国传记片吗？法语中引入“传记片”这一术语还是最近的事情，人们会这样想也无可厚非，自2007年以来，已经上映或是投入生产的传记片的数量空前庞大：像《让·德·拉封丹的挑战》(Jean de la Fountaine,le défi,2007)；《莫里哀情史》(Molière,2007)；《萨冈》(Sagan,2008)；讲述江洋大盗阿尔伯特·斯帕贾利(Albert Spaggiari)生平故事的《没有武器、仇恨和暴力》(Sans arme,ni haine,ni violence,2008)；《花落花开》(Séraphine,2008)；《柯吕许，一个好人的故事》(Coluche,l' histoire d'un mec,2008)；《头号公敌》(Mesrine,2009)；关于比利时修女歌手珍妮·戴克(Jeanine Deckers)一生的《阳光修女》( Sourire,2009)；《时尚先锋香奈儿》(Coco avant Chanel,2009)；《香奈儿秘密情史》(Coco Chanel & Igor Stravinsky,2009)；《塞尔日·甘斯布：英雄人生》(Gainsbourg,Vie héroque,2010)；《卡洛斯》(Carlos,2010)；描写尼古拉·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通往权力之路的《征服》(La Conquête,2011)；对圣女贞德生平进行最新解读的《圣女被囚》(Jeanne captive,2011)；关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中间道路”音乐流派不争的巨星克洛德·弗朗索瓦(Claude )的传记片《克罗克罗》(Cloclo,2012)等。这些传记片有些取得了票房成功：如《玫瑰人生》的观众有近五百二十万人次；《头号公敌》(L'instinct de mort,2008)观众人数约二百三十万；《头号公敌续集》(L'ennemi public no 1,2008)观众人数约一百五十万；《花落花开》观众人数为八十二万，对于一部成本相对低廉的艺术电影来说已经取得了出色的成就①。在笔者发文时，又有数部电影已经投入制作：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计划拍摄一部关于卡蜜尔·克劳岱(Camille Claudel)的新片，着重展现她在精神病院的生活；还有一部关于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Jérme Kerviel)欺诈犯罪的传记片；另外再简单列举几个例子，伊夫·蒙当(Yves Montand)、罗密·施耐德(Romy Schneider)、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等人的传记片也在计划当中。大规模的法国传记片制作引起了媒体和评论界的新一轮争论：传记片被视为是好莱坞的舶来品，常常因为充斥法国影院而备受责难②。

       法国传记片的“新”还体现在它创造了法语中的新词。“传记片”(biopic)一词原是英语，以前几乎不为法国人所知，却在2007年成为了法语词典上的常规词汇。这个术语不仅在冲击法语中“立传电影”(film biographique)一词的地位，有时甚至还可以代替它。“传记片”被列为2010年版《小拉鲁斯字典》(Petit Larousse)中的一百五十个年度新词之一。《小拉鲁斯字典》是法国人最常用的字典，并且年年更新，在一个视语言为政策的国度里，政府部门会通过立法和其他形式对法语不断地进行调整，“传记片”一词不出意外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8年11月27日《政府日报》(Journal Officiel)的一篇社论呼吁法国人使用法语里的“立传电影”和“生平电影”(biofilm)这两个词，而避免使用英语中的“传记片”词汇③。

       因此，现在在法国国内，关于传记片的观点分成了两派：一种观点认为传记片是在法国本土语境下产生的新类型片，另一种认为传记片是一种进口的(更准确的说是从好莱坞进口的)形式。本文质疑这种对传记片的形成过程不精确的描述，首先要把法国传记片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背景下思考，然后把这种当代的形式重新放置在法国遗产电影(heritage cinema)的背景下考虑，从而才有可能评价此类型的文化和电影多元性：之后再去询问，当代法国传记片是如何将法国的主题和文化价值与世界和好莱坞的传统相结合的？

       法国传记片的历史缺席

       虽然传记体电影并不是法国电影中的常见类型，在好莱坞也不是，但是它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经历了4次兴盛期，每一次都伴随着不同的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化主题的变化④。

       第一次兴盛期中，传记片包含着对于浪漫主义艺术家的推崇，这点在音乐家的传记片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贝多芬传》(Un grand amour de Beethoven,1937)以及对法兰西共和国“伟人”带有民族主义的献礼，如《巴斯德》(Pasteur,1935)。这种类型的电影具有很高的舞台艺术性，主人公被捧到神坛上，上升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好莱坞同时期的传记片的主题虽然也是致敬伟人，却能够反映主角人性化的一面，突出他们的榜样作用⑤。当时传记片的票房数据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它们是比较成功的。《沉默的呼唤》(L' Appel du silence,1936)讲述了士兵和探险家夏尔·德·富科(Charles de Foucauld)在北美殖民地成为隐居修士的故事，位居1935年－1936年度巴黎票房首位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