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4)07－0077－07 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究竟是何时以及如何被国民党发现的？这是有助于深化“左翼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拙文《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可知，19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其实并非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等定义的“左翼电影”，而是当时被国民党方面视为“宣传赤化电影”、“阶级斗争电影”或“‘左倾’色彩影片”，而不断遭受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禁映或修剪的电影。“‘左倾’色彩影片”在范围上明显小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左翼电影”，仅属于他们所谓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三反电影”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①换句话说，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是一种由国民党定义，且有待国民党发现的电影类型。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左翼电影”究竟是何时以及如何被国民党发现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将对1933年4月发生的“浙省密报事件”展开详细的探讨。②正是在此次事件中，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向行政院提交了一份呈文。该呈文首次指出了七部“左翼电影”，是为国民党发现“左翼电影”的开端。但让人惊讶的是，鲁涤平并非是通过观看电影，而是通过阅读左翼影评发现这七部“左翼电影”的。左翼影评的意识论和大众化倾向，使鲁涤平得以知晓这七部电影中的“提倡阶级斗争”或“宣传共产主义”的因素，进而把它们定性为“左翼电影”。 一、浙省密报事件与鲁涤平的呈文 1933年4月3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向行政院提交“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并附其撰写的《电影艺术与共产党》一文和证据“剪报一束”。此次事件被后世学者称为“浙省密报事件”。在呈文中，鲁涤平认为电影是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其影响比之其它媒介更为深远。而一向注重政治宣传的共产党，已经对此有所觉察，复施其前几年夺取文坛的“故技”，开始“竭力夺取电影事业”，把电影作为“宣传共产主义之武器”，或者说作为“鼓动暴动、夺取政权、完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的工具。而其手段。则是组织共产党人或左翼人士充当电影编剧、导演、演员与“左翼电影批评家”，在上海各大报副刊如《晨报·每日电影》、《时事新报·电影》与《时报·电影时报》等上发表左翼影评，对那些“不受C.P.(共产党)影响的影片，即一致抨击，目为意识恶劣或歪曲，封建色彩浓重，资本主义气息浓厚，是布尔乔亚的享乐品，麻醉劳苦大众的良药等”；对那些“秉承C.P.的宣传大纲摄制的影片”，则视为“抓住时代的、有伟大意识的、确有价值的出品，大捧特捧”。如此导致各电影公司“惑其批评”，于不知不觉中转变其“出品主旨”，而渐有“左倾”倾向，制作了《天明》(1933，孙瑜编导)等七部“‘左倾’的片子/左翼电影/赤化电影/‘左倾’电影”。它们都因蕴含“鼓动阶级斗争”、“鼓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等主题或情节，符合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大纲，而为共产党人或左翼影评人称赞不已。根据《晨报·每日电影》等上刊载的左翼影评，鲁氏总结出“左翼电影”的一个制作公式：“C.P.宣传大纲＋脸谱化装＋布景动作”。为此，鲁涤平指责《晨报·每日电影》和《时事新报·电影》“逐日刊载C.P.电影理论及批评文字”，实为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之阵地。③ 鲁涤平的呈文表明，左翼电影是在此时被国民党方面首次发现的。虽然国民党电检会早已在《电影片检查暂行标准》(1932)中制定了专门条款，预防和反对“提倡鼓吹阶级斗争”的电影；④但并不曾在电影审查过程中发现过此类电影。⑤唯有在鲁涤平的呈文中，“左翼电影”才有了具体的电影所指。“左翼电影”的概念遂于此时诞生。此“左翼电影/赤化电影”由共产党或左翼影人所摄制，或受共产党理论所影响，其目的是为了宣传共产党的政治大纲；此政治大纲主要是通过“提倡鼓吹阶级斗争”，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实现的。因此，“左翼电影”在当时即是指“提倡阶级斗争”的电影，或者说它的实质就是“提倡阶级斗争”。它在当时的出现，基本上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产物。又该呈文中“左倾”的片子、“左翼电影”与“赤化电影”、“‘左倾’电影”四词并用，表明“左翼电影”与“赤化电影”、“‘左倾’的片子”、“‘左倾’电影”的确可以互置，其内涵完全相同。这再次印证了拙文《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对“左翼电影”的新定义。且此定义并非笔者所强加，而是由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界定的。 为了预防“左翼电影”对国民党执政可能造成的危害，鲁涤平在呈文附录的《电影艺术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即消极的和积极的办法。其中积极的办法包括：由国民党政府出资创办电影公司，摄制“宣传三民主义和暴露共产党罪恶的影片”；创办电影艺术学校，培养电影人才，以淘汰“‘左倾’电影”从业员；拉拢私人电影公司，奖励其拍摄宣传“三民主义”的影片；建立“三民主义”的电影理论等。其中消极的办法包括：责令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教内电检会”)慎重审查，并重审《天明》等七部“左翼电影”；勒令作为共产党“机关报”的《晨报·每日电影》和《时事新报·电影》停刊；查禁《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作为上海“晨报文艺丛书”出版的共产党艺术宣传刊物；查办《时事新报·电影》和《晨报·每日电影》的主编；侦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活动状况，必要时予以解散等。⑥显而易见，在鲁涤平这份呈文中，他不仅指责了教内电检会的失职，而且指责了上海市政府的失职。因《晨报·每日电影》和《时事新报·电影》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报纸，《晨报》及其副刊《每日电影》更系上海市政府主办，此外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也成立于上海。有鉴于此，受理鲁涤平呈文的行政院，不但要求教内电检会重审《天明》等七部被鲁涤平定性为“左翼电影”的电影，而且责令上海市政府调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晨报·每日电影》和《时事新报·电影》及其主编等。教内电检会重审《天明》等七部电影后，发现它们并没有‘左倾’嫌疑，实非“左翼电影”。⑦上海市政府给行政院的报告，也驳斥了鲁涤平呈文当中的众多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