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有两部有影响的电影是由文学改编的，但它们改编的来源却有极大的差别。这两部电影其实喻示了电影从文学作品中改编的深刻的变化，标定了两种不同的改编，也意味着电影从文学中获得的想象力的转化。一部是2014年张艺谋的《归来》，一部是2012年郭敬明的《小时代》。 事实上，这两部电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五四”以来传统的将电影视为大众、通俗艺术，仅仅是转化或延伸文学的想象，而作为其自身难以有独特的特性。这就是将电影的“高雅”视为文学的“衍生”过程。无论张艺谋走了多远，这个观念仍然是他最基本的意识。二是将具有视觉性的电影视为终极的作品，因为它和更为广大的观众有了交集。而和它相关的文学作品则或者仅仅是出现最终的“结果”之前的“草稿”或“蓝图”，将电影视为文学的“衍生”抑或是“结果”。这个差异其实是不同时代的话语在处理电影和小说这样的文类关系的不同的选择结果，也是当下电影和文学关系的投射。我们可以从探讨这两部电影的文学改编的意义来探究今天电影与文学、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之间新的内在张力。 《归来》是张艺谋在奥运会开幕式的高峰之后经过了多次尝试和一个较长时间的停顿之后，回到了他的电影的起点处的“归来”之作，连女主角都回到了《红高粱》里的巩俐。当年《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为张艺谋自己、也为莫言开启了一个“走向世界”的传奇之旅。今天这部《归来》改编自海外归来的“流散”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可以说，严歌苓本人其实就是从“海外”归来的。她早就“走向世界”，这些年来已经“归来”开始完全在中国本土写作。 《归来》既是张艺谋回到自己电影最初起点的作品，也是他回到了我们共同的走向改革开放起点的作品。在当年，这样的伤痕作品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是当时我们通过对于历史感伤的凭吊来面对未来的努力，但今天，它似乎变成了已经老去的张艺谋对于自己来路的那些经验的回溯。这些经验对于张艺谋或严歌苓来说都非常熟悉，但对于中国今天的以80后、90后为中心的电影观众来说，是一些相当遥远的故事。这里的“改编”所起到的最为关键的作用，是张艺谋对于严歌苓复杂、微妙的小说的简化和强化。这种简化和强化正是“第五代”导演和中国当年的“伤痕”以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关系的一种典型策略。这一次张艺谋还是回到了20世纪中国的“伤痕”的表述。他把小说《陆犯焉识》中通过孙女讲述的家族史的相对复杂而漫长的故事，简化为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故事。其实，张艺谋在经过了这些年的摇摆和对于“新文学”的疏离之后，又回到了以文学为灵感源泉和叙事支柱的状态。严歌苓的故事的丰富性当然是张艺谋的故事“母本”，也是他的精神和灵感的源泉。在这里，文学仍然和“五四”以来的状况相似，置于文化的中心，而电影的想象力则源自文学。这产生了某种强烈的等级意识，也就是文学是电影的母体，文学是独立的自在之物，它完整地呈现一切。而电影则是“简化”和“纯化”的结果，是一种虽然有巨大影响却是比小说简单的文本。 这仍然是一个有张艺谋惯用的推向极致的美学追求的作品。这个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故事有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强烈的感觉。失忆的母亲、归来的父亲和盲目而又天真的女儿，都在承受着记忆和历史的痛苦，在痛苦的故事已经过去的时候，他们却依然难以从伤痛中走出来得到康复。这是20世纪中国人无尽的苦难中平凡的一章，在那个时候，大历史是如此地横亘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他们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但这却是以伤痕的难以平复、美好的一切已经难以追寻为代价的。母亲的痛苦在于她忠贞于感情，由于记忆过于刻骨铭心而不得不失去了记忆本身；父亲的痛苦在于他力图回到他已经离开的生活，归来会让生活恢复常态，但这常态是永远不可恢复的；而女儿的痛苦则在于她由于正常的自我争取，却是以出卖父亲为代价的。这个故事的复杂性来源于母亲对父亲感情的坚持只剩下对于“陆焉识”的符号的坚持，但真实的陆焉识出现的时候，却无法和这个符号对应。她对于符号的执著和对于“陆焉识”和方师傅的混淆、误认造成了绝对的痛苦。由此，语言脱离了实在，符号脱离了现实。而那个以“恶”的面貌通过母亲的恐惧作为符号出现的方师傅，却也由于新一波的政治变化而脱离了家庭，让父亲没有了复仇的机会和愿望，这是真切的悲哀。这里的大历史对于人的命运的捉弄让这些普通的生命变成了一段历史的牺牲。 张艺谋其实是希望带着我们重回20世纪的中国的苦难之中，他试图在这个新世纪里重述那个关于伤痕的老故事，也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和中国人在20世纪所承担的历史的痛苦相遇，在这里凭吊历史，让隐在心中的历史的伤痛得到一个超越的机会。《归来》的改编将“失忆”作为电影的唯一支柱，而原作中陆焉识人性的复杂和微妙反而无从彰显，这就使得原作中微妙和难以控制欲望的陆焉识，在影片中成为了一个执著于家庭的圣者。 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更多地来自女儿丹丹的视角，这个女儿的见证、争取、承受。事实上，丹丹和张艺谋等人是同一代人，他们的青春错失了许多，但在一个新时代找到了新的可能性。我突然想到这个新时代给了丹丹和张艺谋这样的人新的机会，让他们在新的历史中扮演新的角色，于是才会有《红高粱》和《英雄》，才会有奥运会的开幕式。故事的最后母亲没有康复，她和真实的陆焉识仍然到车站的大门前等待一个符号的陆焉识。当那扇大门关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2013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在那里，一扇大门打开了，这是为成东青和他的两个同伴开启的大学之门，从那时开始展开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中国故事。陆焉识夫妇停在那个关闭的大门前，但新的大门从此为中国人开启，于是我们走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