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见的身体及其话语呈现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充满多重矛盾的动态历程，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组矛盾或许就存在于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对此一种经典的表述是，现代性开启了公共领域私人化和私人领域公共化的进程。①一方面，随着报纸、广播、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许多不可见的和被认为应当是不可见的事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另一方面，正如吉登斯指出的，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隔离”，一些事物和体验“被排除到日常社会生活得以演示的那些场景的外部边陲之中”。②简单地说，现代性带来了公共性与私人性的重新定义。这种变化的判断，对于西方和中国同样有效。对于中国来说，晚晴尤其是“五四”以来不断呼吁的“妇女解放”正是对这种“重新定义”的一个回应。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女性开始了她们进入“社会”的“解放”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希望和苦难的交织。但不管怎样，女性从此以后在中国成为普遍可见的，尤其是在都市之中，女性，主要是其身体像商品一样，充斥着都市空间每一个可见的角落，并被人们观看和讨论着。 身体的大规模可见性的获得，及其被广泛地注意和讨论，意味着它开始成为一件“与大家有关”的事物，也就是说，身体获得了公共性。在公众意见中，它越来越成为日益趋向于一个有机系统的社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在近现代中国，它不仅逐渐变成了生产与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和终端，关系着物质生产和经济繁荣，更承载着远较西方为强烈的社会、民族与国家内涵。 但身体话语的“民族—国家”化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身体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有意识地深深嵌入国家系统之中的。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试图对社会进行强力整合以前，中国事实上还处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中(当然这一过渡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在继续)，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相对散漫的状态。吉登斯所说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监控”③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早期电影中，身体话语显现出一种“自由化”的特征，它时常逸出那些试图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归训和控制。 这不是说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中国电影中不存在民族主义的身体话语。当外国影片给中国带来“可见的(中国)人”的时候，中国电影人很早就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谷剑尘批评道，美国侦探长片中中国人“必囚首垢面，弯腰曲背，形状秽琐，丑态可憎”。④但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及由此衍生的主张，由于没有配套的监控能力和设施，很难有效地实现对身体话语的改造。相反，随着各公司在实际经营中遵从了市场——它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最初并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有效支持和控制的需求，以至于到这一时期的末尾出现了神怪武侠片的热潮。这一类型与其说与“民族—国家”有关，不如说与无政府主义关系更大：它那“恣越的身体语言”⑤显然是颠覆和破坏性的，并且不会指向“民族—国家”的建构。尽管我们可以从集体心理上设想武侠小说及武侠片的勃兴与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有关。 总的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身体获得了广泛的公共性，成为公众话语的讨论对象。但这种公共性主要并不是“民族—国家”统摄之下的公共性，它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的一种自我反观能力。具体到早期电影中，就是上海的“洋泾浜”现代性之下，古装以及武侠神怪电影的身体呈现：在飞檐走壁与电光火石之间，在暴露与欲望化之下，身体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物，但它映射的却主要是都市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震惊体验及其交流，其间会有身体规训，但并不是“民族—国家”化的。⑥ 二、身体话语的“民族—国家”化 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从“民族—国家”的高度建构一种吉登斯所谓的反思性监控体系的努力开始了。这种监控体系的建构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从这个时候开始，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洋泾浜”现代性逐渐被有组织成规模地压制(但并没有消灭)，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受到了来自公共权力、精英知识分子(包括左翼和右翼)的合力“围剿”。对于此后的身体话语来说，身体的“民族—国家”化规训得到了公共权力机关及各种现代社会组织。在文艺界比如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甚至左翼作家联盟等所构成的监控系统的支持。这种支持的力量不可小觑，因为正是这样的现代组织，才能提供“具有实质水准的训诫力”。⑦ 新成立的公共权力机关公开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立国，而在“三民主义”中排在首位的便是民族主义。事实上，新政权更多地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并将它做了更有利于当时统治的意识形态改造。尽管必须注意到南京政府所提倡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中涌动的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龃龉，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同样重要，更重要的是随着民族主义被确立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对民族话语的必然支持，不管这种话语是否在实际上与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对抗性。⑧因此，从近代以来就存在的各种民族话语、政治话语在身体公共话语权的争夺中，逐渐占据了领导权。由此也就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截然不同于20年代的身体话语。这种新的身体话语在“民族—国家”的反思性监控体系的支持、呼吁和赞助之下，逐渐凸显了明确的“民族—国家”性。现在，身体不仅被认为“与大家有关”，而且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建构一个具备反思性监控能力的“民族—国家”的努力造成了现代性身体话语的根本性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身体才被真正实质性地纳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