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1945年的战时中国电影史中，有三家冠以“中华”之名的电影公司，其全称分别为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这三家“中华公司”彼此之间虽有紧密关联，却是不同历史形势下成立的三个不同的电影公司，其简称分别为“中华”、”“中联”和“华影”。在一些历史叙述中，这三家“中华公司”常被混为一谈，其间关联也未能厘清。尤其是作为沦陷电影源起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跨越了两个战时伪政权而更显得扑朔迷离，其性质、职能、演变及其与后来的“中联”、“华影”公司之间的关联究竟是怎样的，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一、“维新政府”时期的“中华公司”(1939.6—1940.3) 1.“中华”与“华中”之谜 1940年7月27日，一份“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文卷移交清单”由内政部部长陈群移交给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并共同呈报给汪精卫。这份清单中共计五册内容：1.中华电影公司请核发增设巡回放映班筹备费损失补助金案；2.中华电影公司各月份实施事业报告案；3.中华电影公司呈报启用新印鉴案；4.中华电影公司改选监事案；5.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案。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份呈报案中，陈群和林柏生对“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似乎不甚了了，两次使用了“华中电影公司”的名称，一次使用了“中华电影公司”的名称。而汪精卫在1940年8月1日批复“准予备案”时，却又手书在“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上加了一个调整文字顺序的颠倒符号，将“中华”改成了“华中”。① 且不管汪精卫、陈群和林柏生是否是笔误，这份档案至少证明了两点：1.中华电影公司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影片制作或发行公司，它直属于政府行政机构管理。2.在1940年7月，中华电影公司由维新政府移交给了汪伪政府管理，②并且直到此时，在公司成立了一年之后，公司的名称却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笔者以为这和当时“中华”、“华中”两个地理概念的敏感性有着很大关系。 战时的“华中”概念源于日军对中国占领地的势力划分系统，侵华日军分为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这三大系统。它们自成一体，各自圈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关东军于1937年11月在张家口扶植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统一管辖察南、晋北、内蒙古的三个伪政权，这是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雏形。而华北方面军在1937年7月底占领平津后就积极策划扶植了自己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特意安排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的第二天——12月14日宣布成立，企图使之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临时政府的辖区是华北日军在晋冀鲁豫的占领区和平津两市。 在此情形下，华中派遣军不甘落后，从1937年12月起也开始积极筹建华中地区统一的伪政权。他们还向华北日军抗议：“在华北匆忙确立中央政权基础，将给上海方面的政权问题带来坏影响。”1938年1月，日本陆军省制定《华中新政权建立方案》，预备让华中伪政权叫做“华中临时政府”。但经过日“中”在2月的一番讨论后决定叫做“中华民国维新政府”。3月7日，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官员开会决定华中新政权称“华中民国政府”，其用意是要让该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而建立，以便将来它跟华北临时政府合并，组织伪中央政府。而华中日军为了力保将来的华中伪政权不降为地方性政权，要求华中伪政权定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而不用“华中民国政府”的名称，这样能使华中伪政权在名称上跟华北伪政权呈并立平等之势，不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差距。 最终，经过日方势力的内部权衡，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大礼堂正式宣告成立，其辖区是华中日军在苏浙皖的占领区和南京与上海两座城市，由梁鸿志出任伪行政院长。“维新政府”成立后梁鸿志即回上海办公，1938年9月“维新政府”又迂回南京，10月1日起正式在南京办公，直到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和“华中维新政府”都被取消。“华北临时政府”改组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受汪伪政府的有限领导，在财经、人事、外交等方面有自主权。“华中维新政府”则完全解体，其辖区划入了汪伪政府的基本辖区。 经过以上的历史梳理可以得知，作为伪华中政权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直接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操纵下成立，其性质是彻底的傀儡政权。“华中政权，是亲日满政权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并起着置国民政府于死命的作用。因此，必须力求加强。”③而维新政府所有财政经费都依靠日本华中派遣军拨付，政府内的各部门都设有日本顾问，总数达27名之多。“日军对傀儡政权既要利用，又要操纵、防范，使其彻底顺从侵略的需要，当好侵略工具。日军控制着维新政府的财政这个经济上的生存条件，维新政府各项大权由日本顾问到政府内部来掌管，日军对各方面政务及首脑人物个人行动都予以监视。为控制得更顺手、更放心，日军还使维新政府难以通过本身的行政系统从事政务。日军控制维新政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④ 正是在这一傀儡政府和日本兴亚院、华中派遣军的合作下，1939年6月27日，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中山路东亚俱乐部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理事长由高朔担任，专务董事长为日本人川喜多长政，会后不久公司即迁往上海江西路公共租界，⑤直到1940年7月由汪伪政府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