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需要重视的三个问题 姜长云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36个年头。党和政府对改革的理论、经验和规律认识，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深化。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限性已经凸显。在此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重视三方面的问题。 一、重视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战略性研究 改革的顶层设计不需要面面俱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未必有益。顶层设计关注的问题，往往是覆盖面广、带动性强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领域。因此，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重视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战略性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的深刻变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日益复杂化、多样化，日益需要基于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研究。基于问题导向，是为了强化改革的瞄准机制，增强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现实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往往可以从不同侧面来观察，这对从特定学科角度进行专业化、精细化研究提供了需求。但是，特定学科的专业化、精细化研究，甚至经济计量学模型化研究，往往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以偏概全的问题，也难以捕捉到隐藏在复杂化、多样化现象背后的苗头性、倾向性因素，进行战略性、前瞻性、超前性研究。对不同学科研究的整合集成，甚至从跨学科角度进行复合型研究，往往有助于全面深刻地综合把握现实中的经济社会问题。 经济社会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许多改革、开放、发展问题“乱麻团式”的相互交织，宏观改革、中观改革、微观改革日趋深刻的互动影响，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日益增加了进行跨学科复合型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一些影响面广、带动性强、惠及深远的重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离开基于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研究，往往很难找到有效的改革路径或解决方案。如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产业融合的发展和深化，也增加了跨学科复合型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今世界，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重组，日益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和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引发产业功能、形态、组织方式乃至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这种产业融合既包括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也包括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融合。对这种产业融合现象的科学把握，往往离不开跨学科复合型研究，特别是跨学科复合型战略性研究。许多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往往与产业融合密切相关。比如关于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研究。从国内外趋势来看，农业产业链的主导力量正在呈现从生产环节向加工环节再向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发展现代农业日益需要注意发挥现代服务业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主导作用和带动效应。离开跨越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甚至产业经济学等单一学科的复合型研究，在此方面往往很难取得具有实质意义的重大研究进展。 二、加强对改革顶层设计实施方案、机制和路径的深入研究 时下，重视改革开放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夸夸其谈，习惯于说些重复性套话或“正确的废话”，不去深入琢磨怎么全面深化改革，恐怕也是有问题的，从长远来看甚至会延误改革进程。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大多数方面需要放宽市场准入，但放宽准入是否要与加强监管或创新监管相结合，如何创新监管?光有空谈，不结合我国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分门别类或高屋建瓴的深入研究，恐怕于事无补。夸夸其谈，很可能会导致改革的顶层设计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甚至禁锢基层创新和“摸着石头过河”的选择空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已定，加强对改革顶层设计实施方案、机制和路径的深入研究，形成既有高度和前瞻性、又能落地的思路和建议，恐怕是更好的贯彻落实。 比如，扩大服务业开放是服务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服务业开放越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但是，服务业开放是否就可以一放了之?恐怕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在扩大服务业开放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影响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如何科学厘清哪些问题真正关系到产业安全与国家战略利益?衡量开放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如何协调处理国内生产者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关系以及当前影响和长远影响的关系?从国际经验来看，扩大服务业开放，既要增强紧迫性，也要科学选择优先序和时间表。否则，不利于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在少数关系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的敏感领域，更要注意把握开放的节奏和优先序。不加区分、无条件地扩大服务业开放，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从历史演变来看，许多国家优先开放的服务业部门往往具有比较优势。从国际经验来看，为积极争取开放红利、有效防范开放风险，建立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机制至关重要。但是，针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机制如何构建?在此方面，如果缺乏深入透彻的研究，恐怕难以形成科学决策。即使是在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服务业开放往往也非“一路绿灯”。根据《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美国总统有权终止任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的外资并购行为，并且如果外资并购威胁到美国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甚至形成对美国就业的负面影响，也会被当作威胁国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