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巧合，它有意义吗？ 如果是的话，我们需要首先承认下面的这段历史：1945年—1952年间从法西斯主义解放出来的意大利电影导演们，通过巴赞在1945年—1958年之间所撰写的文章，向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8年—1962年间的年轻电影导演们传达了电影的现代性。不仅如此：巴赞站在与圭多·阿里斯泰戈和《新电影》(Cinema nuovo,创刊于1952年)对立，亦即与意大利人对立的角度上，指出《意大利旅行》(Voyage en Italie)及其导演罗西里尼比其他任何的电影和电影导演都更具新现实主义色彩。该片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对于我来说，这段历史并无含义，它只是在将现代电影符号合法化的过程中利用了巴赞。那它是什么的客观征兆呢？ 1962年的巧合，它有何预示吗？ 雅克·里维特完全没有参与撰文的《电影手册》“新浪潮”特刊决定毫无“顾忌”、毫不“退缩”、毫无“保留”地(这是本刊前言中的确切原话)揭示“新浪潮运动”的真相①；“新浪潮运动”五虎将中的三人接受了采访②；一百六十二个法国青年电影导演被贴上了“新浪潮”的标签；三个“经济点”相当精确地解释并量化了在今天被所有人看做是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客观历史因素的经济重建现象。最后，一份(归功于安德烈·拉巴特的)1945年—1959年“新电影”年表，精心挑选并严格有序地汇集了六十个大事件，包括电影的发行、拍摄和电影节，也包括大量的电影相关著作，例如这张年表的开篇就列举了：1945年有罗歇·莱昂阿尔特的《喷泉》(Fontaine)文选；有安德烈·巴赞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Ontologie de l'image photographique”)；有罗伯特·布列松的《布洛涅森林的贵妇们》(Les Dames du bois de Boulogne)；1947年有罗歇·莱昂阿尔特的《最后的假期》(Les Dernières Vacances)。 与此同时，里维特向塞尔夫出版社提交了安德烈·巴赞的十九篇遗作，并将其收录到文集的第四卷中。巴赞因白血病死于1958年11月11日，终年40岁。在他去世后不久，第一卷得以出版。“鉴于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完成这一工作(第一卷的选文和修改)，我们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简单直接地将作者有关新现实主义的主要文章汇集在一起。”作序者认为，序言中最后这一句话清楚地将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放在了一起，因为它写道：“新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了战后电影领域的重要事实，并首次见证了当代电影的发展。”③里维特还写道，这一选集“很好地由两类极端的文章组成，一类是在一定距离外对该现象的第一印象；另一类是对十年以来新现实主义所经历的严重危机的思考和见证的总结”。 如果说，《手册》的这期特刊是在做加法，有意识地将法国青年电影归并到媒体新近创造的一个术语(“新浪潮”)的旗帜之下，而这个术语本来归属于被同一本杂志联系起来的一个团体(在此意义上，第138期是一次卓越的“媒介企划”［plan media］)，那么，《电影是什么？》第四卷则是在勾勒一个巴赞形象以及他对于“新现实主义”的法国视角是在做减法。 此后，当众相互奚落的文献学家们只不过是说了一些从根本上来说很是狭隘的评语。他们很抱歉，人们也希望原谅他们。“为罗西里尼一辩——致《新电影》主编阿里斯泰戈的信”(“Défense de Rossellini.Lettre à Aristarco,rédacteur en chef de ‘Cinema nuovo’”)，在作序者看来，是“开心”的结果(意外地使这篇美文成为了一系列文章的真正收官之作)，这是1955年8月25日发表在意大利杂志《新电影》上的文章，所以就时间顺序而言，它并不是文集中最迟发表的。第四卷中排在它前面的六篇文章都发表在它之后。1957年11月《电影手册》中有关费里尼的一篇妙文“《卡比莉亚之夜》(Cabiria)或新现实主义历程的终结”，文如其名，是对新现实主义这一卷的“完美”总结，也应该被收录到文集中。被里维特所摈弃的三种排序方式的第一种是“依据导演分组”(其他两种分别是“电影制作的时间顺序”和武断的“在巴黎上映的先后次序”)。这种表述在此时此地听起来就像是为了避免使用单词“作者”而采用的委婉措辞。巴赞曾明确否定“作者论”(“论作者策略”，也译作“论作者论”，1954年4月发表)，而他所创立的刊物却始终积极地捍卫这一“策略”。一句重新使用了“作者”一词来填补这个重大含义空缺的题外话见证了这种否决态度：“好几个主要作者在这里只被间接提及，而有分量的文章都以非主流电影为题材。”正是如此，一次回顾就完成了对巴赞作风的完美总结！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里维特通过一个简单的排序行为，否定并修正了巴赞的贡献。巴赞的研究方法受语境化因素影响更多，受作者因素影响更少，它以电影及其外在的社会、历史、政治、神话等因素的密切关系为引导，所有这些稍后是《电影手册》宣称发现的，此前即使是巴赞的拥护者也非常不敏感地将其忽略了。 作为“巴赞的最后话语”，“为罗西里尼一辩”随后在1975年所谓“最终版”的《电影是什么？》中消失了。我不知道是谁编辑了这个版本(雅尼娜·巴赞、雅克·里维特、弗朗索瓦·特吕弗，抑或是塞尔夫出版社的某名编辑？)并且对此选择负责，因为直到今天，没有人，包括我在内，会提出这个问题，这本书似乎是前四本的简单延续——当然，除去少了三十八篇文章。第四卷中的“欧洲51年”，这篇写于1953年的文章成为了“巴赞的最后话语”。大家都在思考巴赞对新现实主义的三个“最终”定义：它们分别存在于第356页(禁欲的抽象概念：1962年里维特版)、第361页(反常风格化的抽象概念：1975年版)和第344页(费里尼的革命性新现实主义，以强烈摇晃的镜头为基础，用茱莉艾塔·玛西娜最后的主观视角来表达寓意：真正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版本)，2013年的读者能最方便地在同一卷看到它们。此外，“一辩”一文的法语版与意大利语版出入较大，我们很难分辨法语版究竟是否出自巴赞之手，尤其是该文的重点章节“有着特定的目的”(
tre signifie tendre vers quelque chose)只出现在意大利语版本中，而一句涉及罗西里尼的工作并足以引起人们长时间反思的令人惊愕的插入语——“连上帝都预料不到”(见最终版本第355页)，则只出现在法语版本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