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4)01-0061-07 一、研究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一大批高素质、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理论与实践证明，产学合作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纷纷通过立法、财税政策、舆论宣传等鼓励企业参与产学合作，以抢占创新人才培养的先机与制高点。2010年，我国开始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并提出“创立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以回应发达国家的挑战，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学联合培养人才的关键或前提是企业积极主动的参与，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企业参与产学合作人才培养的动力严重不足。因此，本研究拟在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我国企业参与产学合作人才培养的动力机制及其行为模式。产学合作人才培养是指高校与企业间进行的有关人才培养的各种联合行动，包括企业行业全方位和全过程参与教育教学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规格设计、教学计划制定、教学过程实施、师资建设、质量监控等环节。但目前我国的产学合作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见习环节上，鉴于此，本研究以大学生实习、见习环节作为研究产学合作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并侧重探索其中我国企业的参与行为及其制度成因。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制度是什么?一种制度观认为，制度是博弈的参与人，即将制度等同于具有目标、内部规则和行动策略的组织机构，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1]组织之所以被当做制度，是因为每个组织都具有独特的内生性基因，即结构安排、规章、文化传统、行为惯例等内生性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并且这些内生性规则会对组织的目标、行动策略等产生重要影响，是组织个性化行为的基础。而另一种制度观将制度视为行动的(外生性)背景。如诺思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2]马奇和奥尔森认为，制度不必是正式的结构，而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规范、规则、协定和惯例的集合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惯例。[3]因此，制度是影响行动者行为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的结构安排。 制度与行为如何相互影响，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4]或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ty)和恰当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5]。算计路径或结果逻辑的主要观点是，制度是行动者的行动背景；在这种行动背景下，行动者根据利益偏好进行理性算计，并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并且为了实现某种特定利益，行动者会有目的地创设或改变制度。此路径的主要支持者包括奥斯特罗姆[6]、诺思[7]、奈特[8]等。文化路径或恰当逻辑则认为，与提供利益相反，制度主要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合法性，行动者根据认知模式、道德模板、价值观等进行价值判断，并根据合法性最大化或合法化压力最小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并且制度的创设与变化反映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是解释制度变迁的基本变量。支持这种路径者包括马奇和奥尔森[9]、迈耶与罗恩[10]、迪马吉奥与鲍威尔[11]等。但目前持整合视角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他们同时使用这两种途径来具体阐明制度与行为的相互关系”[12]。实际上，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在处理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时，都观察到了制度对行为的影响是通过有关其他人会如何行动的结构性预期的影响来实现的。[13]因此，从整合视角出发，本研究认为，制度通过行动者的利益算计和(或)价值恰当性追求来影响其行为选择，制度的创设与改变既反映着某种特定的利益算计，也可能反映着某种特定的价值恰当需要。 总之，制度可以分为内生性制度(作为博弈参与人的内在属性与结构)和作为行动背景的外生性制度。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某一行动者既可以是利益算计者也可以是价值恰当的追求者。对行动者的行为模式进行制度分析，实质上是在制度安排与行动者属性的交互作用和行动者的行为间建立关联，用制度安排与行动者属性的交互作用来解释行动者的行为模式。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
图1 制度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 制度分为内生性制度和外生性制度；制度影响行动者的逻辑分为利益算计和价值恰当。综合这两个维度，可以构建企业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见表1)。因此，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外生利益激励与约束、外生价值恰当压力、内生利益偏好与结构、内生价值恰当追求。在文献研究和访谈基础上对这四个维度进行操作化。首先，把初步编制的问卷发给国内工程教育专家、统计专家、企业里负责产学合作的主管以及企业主等，根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问卷进行修改；然后，选择20家企业进行预调查，进一步对问卷进行调整与优化；最后，正式问卷包含45个项目，项目选项采用四点计分：1表示根本不是一个激励(或阻碍)因素，2表示具有轻度激励(或阻碍)效应的因素，3表示具有较强激励(或阻碍)效应的因素，4表示具有非常强激励(或阻碍)效应的因素。2011年7月至11月，主要向北京和武汉地区的企业发放问卷700份，回收246份，回收率为35.14％，其中有效问卷193份，占25.57％。问卷收回后，利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进行统计分析和结果呈现。
同时，本研究分别设计了企业人员、高校教师与管理人员、学生三种半结构性访谈提纲。访谈提纲主要包括：合作动机；合作的具体做法、经验与困难；合作的成效。访谈对象是5位企业人员、5位高校教师与管理人员(包括1名工程教育专家)、5位学生。访谈主要在北京和武汉进行。最后，将15位访谈对象编号，并将访谈录音和笔记誊写成文字，进行编码与概念化。 四、我国企业参与产学合作人才培养的基本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