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农村改革大幕，改革者通过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方法，调动了数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换来农村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与繁荣。 此后30多年间，在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冲击之下，农村结构产生了巨大的改变。集体经济迅速膨胀，发达地区有些村庄的集体资产甚至比西部地区一些乡镇、甚至县的财力还要雄厚。在这样的形势下，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的缺陷，越来越成为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市场化的绊脚石。 “股民分红”模式之下，土地租金的福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村民之间、村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纷争也愈演愈烈。同时，农村传统的党支部、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的治理架构，往往使“村庄政治”被“村庄经济”所绑架，不但弱化了村民自治和社会服务职能，还使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激化。过去几年中，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广东增城、乌坎，浙江织里事件皆是这类矛盾的化身。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农村治理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乡村治理不仅关系未来的基层稳定，也关系到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破除既有枷锁，各地多有尝试，经验弥足珍贵。 受困于集体所有制的先天缺陷，南海试图打破樊篱，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改造集体经济，释放其再发展活力，同时重塑日渐失衡的基层治理结构 南海实验 舒泰峰 面色黝黑、身材壮实，讲一口粤式普通话的劳永冠最近遭遇了一场“幸福的烦恼”。他如今的身份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雷岗社区党委副书记，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之前，他是南约村村支书。 南约村与南海区市中心的百花时代广场仅隔着一条南桂东路，处于这样的黄金地段，可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2011年9月19日，南约村将一块约8.9万平方米的地块“嫁”了出去，万科联合两家本地开发商以16.2亿元竞得这一地块，成为当年的“总价地王”。 这16.2亿元，一半作为土地出让金归政府所有，一半留给村集体。南约村有社员股东3020人，如果将这8.1亿元平均分配，人均可得26.8万元，三口之家就有80多万元，可以说一夜之间家家都是百万富翁。 但南约村没有将钱一次性分掉，而是用这些钱换取了万科所开发楼盘39％的物业。如今，这些物业市值23亿元，折算到人头，每人可得76万元。除了每家分得几套大房子，其他物业用来招商出租，村民获得了长期收益。 但这桩让外人无比羡慕的交易，对劳永冠来说却只是“刹那间的开心”，过后是无穷尽的烦恼。 面对这么巨大的一个蛋糕，谁都想来“切一刀”。之前由于种种原因转为居民户口的原村民，此时纷纷赶回来要求分红。劳永冠统计了一下，这类人大约有350人。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意味着分红将摊薄，现在的社员股东不答应。如果不分给他们，则面临着无尽的纠缠，“真是两难”。劳永冠摇头说。 南约村的烦恼，在南海乃至珠三角地区并不少见。 作为珠三角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滥觞之地，南海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佼佼者。2012年，南海GDP高达1966亿元，堪比西部一个省。其中，农村集体经济规模上千亿元，村组两级集体经营性资产超300亿元，由2300个经济(联)社经营管理，279个村居中，总收入超亿元的有197个。 作为广东“四小虎”之一，南海的经济发展根植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丰厚土壤。然而时至今日，由农村股权分红而引发的冲突，已影响到基层治理。2009年至2011年间，南海80％以上涉农信访与集体经济有关。 同时，本地农村户籍人口、城市户籍人口、外来人口，三个群体带来的三元格局造成多种诉求和割裂，如同一个珍珑棋局，传统的党、政、经一元化治理模式捉襟见肘。 南海面临的难题在东部发达地区也有普遍性。对广东增城、乌坎和浙江织里事件进行深层探究，正是多元利益诉求与一元化治理模式的冲突而引发。 自2011年开始，南海展开以“政经分离”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试图打破集体制樊篱，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改造集体经济，释放其再发展活力，同时重塑日渐失衡的基层治理结构。 工业化红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承包集体土地，包交国家和集体的各项费款后，其余产品或收入归承包户所有。 包干到户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但很快也暴露出弱点——零碎分散的土地难以满足规模化经营的需要。 起初，南海也实行户户均包体制。1987年，它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试验主要有两项：一是农村规模经营，二是充当农产品出口基地。 1989年，南海开始转换承包机制，林果用地和鱼塘不再平均分配，而是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倡导规模化种植、养殖。两年后，南海全面铺开土地有偿承包——农户要向经济社上缴数量不等的承包金，三年后，其域内已有77.8％的土地实现有偿承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