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4)01-0001-06 修回时间：2013-11-29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已经展开。本次转移的转出地主要是部分发达国家和上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中国东部沿海，而转入地主要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28号)的颁布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皖江城市带、湖南湘南、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北荆州、四川广安、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甘肃兰白、宁夏银川等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批复，均表明开放带动、招商引资、产业转移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热点。2011年，安徽省亿元以上新建省外投资项目4 517个，实际到位资金4 181.2亿元，同比增长56.5%；河南省通过一系列重大招商活动，签约合同金额超过8 000亿元，实际引进省外资金突破4 000亿元，同比增长46%。在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作为以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和区域经济发展为重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地理学，无疑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利用承接产业转移机遇，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资源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1]，新一轮产业转移及相关问题研究成为时代赋予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此，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梳理产业转移的来龙去脉、国际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研究、国家内部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研究、产业转移的区域效应，并提出研究展望，对于发展和完善产业转移相关理论、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 “产业转移”的来龙去脉 产业转移的概念伴随着产业转移的实践而发展。二战后，全球经历了四次大规模产业转移，总体上呈现由经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一般技术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变化的趋势(表1)。 早期关于产业转移的定义，大多停留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寻求要素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将衰退型产业向外转移的层面。1980年代后期伴随着产业转移部门由衰退型产业逐步向扩张型产业拓展，学术界从性质、方式和效应等方面给予产业转移更全面的描述。虽然在产业转移的概念上没有形成一致的描述，但是普遍认为产业转移是产业的空间转移或空间迁移现象。陈建军认为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地区)的一种经济过程[2]。顾朝林认为产业转移既是对生产要素的空间移动的描述，也是对不同产业部门形成与演进历史的梳理[3]。魏后凯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企业空间扩张过程，也是企业的再区位和区位调整的过程[4]。还有学者认为产业转移是企业为了组合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保持和提高竞争优势的结果，其本质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产业布局的改变而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5]。 2 国际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研究 2.1 国际产业转移动因 1930年代，赤松要(Akamatsu)基于对日本棉纺工业的研究，归纳出“产品进口、国内生产、产品出口”三个阶段的雁形产业转移模式[6]；弗农(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7]，认为产品发展经历了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产品阶段，伴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不同国家(地区)进行生产，他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催生了国际产业转移；在此基础上，利柯鲁(Lecraw)认为投资国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与学习曲线上升期的交点，往往会将产品生产转移到经济水平更低的国家(地区)[8]；小岛清(Kojima)将赤松要的“雁行模式”理论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照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9]。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将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归结为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邓宁(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产业区位论融合起来，通过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三个维度，综合地解释了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采用的路径和方式[10-11]。
2.2 国际产业转移区位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由于FDI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其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相对劳动力成本、货币汇率及其稳定性、贸易壁垒、交通成本、自然资源供给、基础设施、税收水平、文化距离、政治稳定与政治风险、贸易依存度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又因FDI的类型(横向投资与纵向投资、市场导向型生产与资产导向型生产)、东道国特征、投资动机、公司战略、涉及的产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而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模型。事实上，FDI在实践上具有高度的关系建构性(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建构、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生产网络的互动)、情景敏感性(东道国宏观经济形势、投资政策的变化)、路径依赖性(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对国外区位的熟悉程度和投资经验的积累)、集聚经济性(本地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空间经济学所强调的规模经济与交通成本的相互作用对FDI区位的影响)和尺度相关性(FDI在全球、跨国、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上，区位选择因素以及集聚与分散特征有很大差别)，并依公司战略和投资动机而变化[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