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9；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67(2013)03-0165-06 对于“硬性”与“软性”电影之争，以《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史论著作给我们的鲜明印象是，“软性电影论”是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服务的。这场集中于1933年至1937年的、左翼电影界和“软性电影”分子在电影理论界的斗争，以“软性电影论者”的进攻和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回击为基本面貌[1]395，是两种政治势力对电影评论阵地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的体现。而在了解这场论争发生的前后历史环境、重新审读论争的具体文本之后，我们发现，“软性电影”论的产生和发展显然并非单纯源于政治因素。那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为我们鲜明呈现的这场电影理论之争到底是一场由国民党当局文化部门阴谋操控的打压进步电影势力的有预谋有企图的文化战斗，还是出于艺术观念分歧的话语权争夺?更为重要的也是以往电影史往往忽视的一点是：这场理论之争对于电影实践领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意义? 一、从评论“一边倒”到实践“向左转”：“软硬之争”的产生背景 要重新认识这场论争的真正面貌，我们首先应从厘清其出现的真正原因，即20世纪30年代初期电影评论界的基本局面开始。 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在电影中表达进步社会观念的诉求就已初步显现，进入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有声电影越来越多的出现后，完整的声画表现手段使电影能够十分真实地展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此时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危难的时刻，整个文化界自近代以来寻求救国之道、启蒙民众心智的呼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在电影中加入进步社会思想，在整体文艺创作观念转变的大形势下已是迫在眉睫。 集合了当时大量文化精英分子的左翼文化阵营的确从一开始就十分敏锐地洞察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之于政治意识宣传上的可能性。1930年3月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工作方针，在《最近行动纲领》中也提出了向电影界进军的号召[1]183。在对电影实践领域暂时难以插手的情况下，这一“进军”行动首先集中于他们较为熟悉的报刊，即电影评论阵地。 随着电影业的不断扩张，三十年代涉及电影评论的报刊数量的激增。其中1932年、1933年均新增10种，1934年新增15种，1935年新增达到34种[2]，电影评论也由无声时期对电影零散的或带有强烈商业推介性的评介转向有明确社会意识导向、有组织、系统性、规模化的电影评论。《晨报》“每日电影”曾援引洪深先生的妙语，“譬如烧小菜……卫生不卫生的问题，比好吃不好吃的问题重要得多了”[3]。而更为激进的左翼批评者尘无则十分严厉地指出，“中国电影过去是百分之百的‘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应当尽快转变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斗争中去，电影应当负起“教育及鼓动的强有力的工具”[4]的任务。 相对来说，国民党执政当局对于电影业各个方面的控制却都显得较为薄弱。南京政府时期，1929年“由上海特别市教育、社会、公安三局会商”，“共同组织电影检查委员会”，“同时订定‘上海特别市电影检查委员会规则’九条”[5]336-337。不过就其主要检查原则看来，其防范的目的要远远大于打击的目的。直至1930年国民党行政院颁布的《电影检查法》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仍然是诸如“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违反三民主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提倡迷信邪说”[5]357之类主要针对社会风化的宽泛的限制。在其由教育部与内政部合署的电影检查机构的设置安排来看，国民党政府当时也只是将电影作为教化大众的普通文艺形式加以控制的。国民党官方对于电影界这种看似缺乏政治远见的控制，主要是由于早期电影表现出了较为纯粹商业娱乐性，并未显现出太多政治表达的可能性。 因此，在1933年电影“软”与“硬”的论争出现之前，左翼阵营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电影评论舆论阵地，令人惊异地以带有明确批判社会目的的思想潮流占据了压倒性的舆论优势。这一方面固然源于政府当局对电影控制的忽视，另一方面，在特殊的民族危机下，左翼电影评论主要表现出的揭示社会弊端、鼓舞爱国斗志的论调，在当时确实代表着进步而正义的社会呼声，能够引起包括官方在内的各方面的认同感。同时，在1933年前正式出品鲜明左翼倾向的电影作品之前，左翼势力仅凭停留于“纸上谈兵”的电影评论，也并未造成令国民党当局头疼的广泛政治影响。 1932年，左翼力量开始大规模向电影制作领域进军。“‘一·二八’后……抗日爱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将民族感情点燃了……老百姓需要看有抗日爱国内容的影片。面对这个现实，电影公司老板不得不认真考虑何去何从”[6]395，“对私营业主来说，主动选择拍摄左翼电影固然有他们民族意识、社会良知的因素，但对他们的生存选择来说，看中了社会潮流、追寻社会普遍心理以求得市场的空间是更为重要的”[7]。而1932年前后也正是中国电影实现初步有声化的时机，有声片拍摄对于剧本的要求大大提高，左翼创作力量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也是电影公司老板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这一阶段，在国民党当局缺乏具体的电影宣传政策导向的情况下，各大小电影公司纷纷延请左翼人士为其智囊或直接采用其剧本，这正是为了迎合社会潮流以获得商业利益的举动。 以“明星”为始，电影公司大量吸纳左翼文学家充实其电影创作队伍。这一革新行为确实为电影公司带来了创作新风气，电影中出现了以往未有的深刻思想性和广泛的社会内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也为电影带来了丰厚的票房回报，这与电影公司老板的追求吻合。随着左翼阵营在电影界影响的扩大，进步文化人士越来越多地加入电影创作队伍，很多原先身在电影界的导演、演员也受到影响“向左转”，大量左翼影片如《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等也在此时集中大量涌现，并在电影评论的共同造势下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