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雷蒙·威廉斯对活动影像的现代文化只字未提，电影、电视与媒介研究领域的学者仍会对他的大量著作抱有强烈兴趣。威廉斯(1921-1988)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早期关于英国对文化理念的思考的突破性思想史《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被公认为是从根本上确立文化研究领域的三部著作之一，另外两部分别为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和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而其后续著作《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连同威廉斯与汤普森及其他人后来合写的《五一宣言》(The May Day Manifesto)是建立英国新左派的关键。他在媒介研究领域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传播》(Communications，1962)颇为畅销，并对英国该学科以及通过像“开放大学”①这样的扩展教育项目教授媒介研究课程这一创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文学与戏剧批评著作，如《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City，1973)和《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1966)，就是对文学文本的社会位置进行“文本细读”与“广泛反思”这两个技巧加以统一的典范。在《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1981)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这样的著作中，他所进行的社会理论建构确立了“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模式的价值。 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跨学科学者，威廉斯汲取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思想进行文化研究——从文学批评到戏剧，媒介与传播学，社会思想与政治理论，语言学与人类学以及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来自他全部著述中的概念和短语已经成为正在进行的文化研究工作的关键，且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成为该领域通用语的基本成分：例如，想想威廉斯诸如“情感结构”、“关键词”、“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可知社群”、“不存在所谓的‘大众’，只存在把人们看作是‘大众’的方式”等思想和短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观念是正在进行的文化研究项目的核心，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威廉斯的大部分“遗产”都受到了保护。 正如我所提到的，即使威廉斯从未写过关于活动影像文化研究的文章，对于那些对当代生活这一特定领域感兴趣的人而言，他也是他们的必要参考点。不过，他确实写过关于现代活动影像的文章，且其贡献同样具有开创性。特别是，人们普遍认为他1974年的著作《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是，也许不是唯一的电视研究的奠基之作，即使学者们或许质疑其中这个或那个想法与电视和新媒体实践的最新发展的相关性，但它仍对该领域的研究和思考产生影响。①与其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所有著作一样，《电视》一书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概念，这些概念再次成为该学科基础词汇中的必然组成部分：譬如，“可移动的私有化”(mobile privatization)和“流”(flow)这一关键概念，围绕它产生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二级学术专业。 当然，对于威廉斯关于电视的著述，还有很多评论和理论工作有待开展。慎重起见，我认为对“流”这个概念，它无疑是一个突破性概念，但绝非威廉斯关于电视提出的唯一思想的过度关注意味着他关于电视的著述的其它重要方面被低估，甚至被忽视了，无论是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流”只是众多主题之一，其它还有发展中媒体制作的展示与批评实践新模式等)，还是在他无数关于电视的其他著述中，均是如此。③另外，我认为把“流”看作是影像在节目内部、或节目之间无差别地、连续地流动这一普遍理解，漏掉了威廉斯如何确定“流”在商业广告于节目内部或节目之间产生的稳定(在他看来是有害的)作用中的地位。 尽管这一重要重估非常必要，但我还是想将这篇文章集中于人们了解较少(但在我看来同样引人注目或意义重大)的威廉斯关于活动影像方面的研究：即他关于电影的相当充实的著述。关于电影，威廉斯实际上写了大量(且我认为是非常严谨和颇具洞察力)的文章，即使将他这部分脑力劳动的成果公诸于众纯粹出于考古学目的(也就是说，去展示威廉斯迄今为止避过了论者评析雷达的那些研究领域)，这一努力也将颇具价值。正如我要指出的那样，威廉斯对电影分析的诸多介入不仅会引起传记或档案领域的兴趣，其本身更是不断发展的电影学批评研究领域潜在的有用工具。以下论述将把对威廉斯已经发表的电影著述的评述与威尔士斯旺西大学理查德·伯顿档案部关于威廉斯文件的档案研究结合起来，那些文件的目录最近已经放到网上，邀请对威廉斯感兴趣的人士进行深入研究。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