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映的全称是“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7年8月2日正式建立于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其前身是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支持成立的“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满映成立的目的无疑是为日本侵占东北和统治伪满洲国，即为殖民主义的国策服务的文化电影机构，这样的性质和目的导致满映建立后，一直把拍摄为国策服务的殖民主义主旋律电影作为重要任务。1939年11月，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右翼分子、参与挟持溥仪从天津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甘粕正彦，出任满映理事长。此人1923年在日本国内以宪兵大尉身份刺杀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一家，入狱四年后被暗中保护他的日本军部送到法国留学，在欧洲这块西方文明发祥之地接触了电影。所以他上任后，当然会继续领导满映拍摄为殖民主义国策服务的电影。 因此，满映1942年独自摄制的国策故事片《黄河》，就是这种把殖民主义政治宣传和电影美学予以结合的典型。这部电影，是满映受侵略中国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邀请和支持而摄制的。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日本的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从东北而至华北、江南和西南，从局部占领发展到全面侵略。但出于日本当局意料的是，中国军队不仅没有被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在六个月之内消灭，相反日本在地域广大的中国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淖，到1942年之际，侵华日军不论在正面战场还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都陷入困境。为此，日本侵华的华北方面派遣军急于需要通过各种手段鼓舞其国民和军队的士气，宣扬其发动侵略战争国策的英明与辉煌，而电影就是最有效的手段。羽翼丰满的满映自然是承担这种任务的最佳单位——满映以股份参与的伪华北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尚难承担这样的“重任”。满映当时不仅是伪满洲国所谓的电影机构，也是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它的摄影设施、生产制作、发行放映、影院建设都已经形成了工业化的托拉斯，达到了当初建立的目的——为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国策承担与大炮一样的“宣传战”的功能。而上任后对满映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理事长甘粕正彦，不仅在策略上有所变化——加大拍摄面对中国大众的娱乐电影，即古装戏曲、武侠侦探之类，且数量超过国策电影，不仅在中日员工同工同酬、培养中国人全面参与电影管理、生产和制作方面调整政策，以便使中国人更加认同殖民统治的合理性，“自觉地”为满映服务同时也是为殖民国策服务，而且谋划改变国策电影的质量，对宣传殖民主义“主旋律”国策的电影，采取更加“艺术”、更为柔性的比较贴近电影美学的方式宣传国策，而不是以往那种比较枯燥的、赤裸裸灌输的方式。殖民主义是坏蛋但不是傻瓜，甘粕正彦就是如此。在欧洲时他了解了英国人劳伦斯的故事，帮助建立伪满洲国政府后，他被目为满洲国的所谓建国英雄，连日本关东军都对他敬让三分，而他也自视为、别人也称他为“大陆的劳伦斯”。执掌满映后，甘粕正彦一直想拍摄一部能够与“阿拉伯的劳伦斯”意蕴相似的国策电影，为此，他自己阅读劳伦斯的书籍，并在他的意志下让满映拍摄这部日本华北侵略军委托的电影，即把日本的侵略美化为解放并受到被侵略之地人民欢迎的电影，就像英国人劳伦斯来自大英帝国，却带领阿拉伯人民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殖民统治、受到阿拉伯人民欢迎和拥戴一样。但是这个前提一开始就在逻辑上悖谬：其一，劳伦斯帮助阿拉伯人民反抗的是真正的外族即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和统治，而《黄河》里所有交战的军队，只有日本是外来的异族和入侵者，他们打击的对象是中国的国家军队——重庆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和延安中共领导的军队当时都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是中国人自己的军队，一个真正外来的侵略国家的军队与被侵略国家的军队作战，怎么能称作“解放”？怎么能够是反抗殖民统治？其二，劳伦斯是受自己祖国——大英帝国派遣到阿拉伯鼓动人民反抗另一个殖民国家的，奥斯曼帝国与英帝国在本质上都是殖民主义。不过后者是工业化和帝国主义时代后起的、带有一定现代性特征的殖民主义，都在殖民和奴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劳伦斯反殖民主义的背后，是帮助被殖民奴役的阿拉伯人民赶走和推翻与英国在宗教、地缘政治和殖民利益上都尖锐对立的旧帝国的殖民者，建立符合大英帝国利益的地缘政治和殖民势力范围，是捍卫自己祖国即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尽管逻辑错误，但甘粕正彦与劳伦斯有一点是多少接近的：根本上捍卫本国的利益和势力。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自以为说得出口的理由和逻辑：侵略中国、朝鲜和亚洲国家，是为了赶走19世纪以来奴役亚洲的欧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为了解放亚洲，实现大东亚共荣，因此，日本不是侵略者而是亚洲的解放者。甘粕正彦自命为劳伦斯的逻辑，其实与日本帝国侵略中国和亚洲是合理合法的强盗逻辑一样，或者说是把侵略美化为解放的日本帝国主义逻辑的组成部分，所谓反抗英美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背后，其实是赤裸裸的日本帝国开拓生存空间的殖民主义大业(日语称之为“拓殖”)。 为了拍好这部由日本华北派遣军委托摄制的并由汪伪政府的“皇协军”指导并协助的电影，早在1940年由满映娱民映画部长牧野满男带领摄影师谷本精史、满系人(中国)剧作家和导演周晓波等人，到黄河流域搜集材料。后由周晓波执笔写成剧本，并与谷本精史等人共同拍摄成影片。在影片摄制完成后，“满映”对其大肆渲染宣传，1942年《电影画报》第3期上刊载了大幅剧照，并在剧照中间解释了影片拍摄背景：“黄河是中国的大河川之一，在历史上的记载中它的泛滥就被视为一大困难问题。中国事变之后，中国人民的曙光渐次光明。黄河沿岸的人民生活当然也是必须注意的。这部影片中所收入的是黄河沿岸的住民在中国事变当时，因蒋军决堤，以致受害，生活苦难万分的情形。”①剧照中间还详细列出了演员表。为了加强对本片的宣传，“满映”宣传课还组织拍摄人员开设座谈交流会，并授意《电影画报》编辑长参加会议，纪实报道座谈会内容，与观众分享拍摄体验，增强观众对于影片拍摄过程的了解，目的是为了吸引观众观看“国策”影片。在1942年《电影画报》八月号上全文刊载了《黄河外景座谈会》的内容，意图表明这部影片拍摄的目的是为了澄清“真相”：“那一方的民众，对黄河决堤这样的事情，都不清楚，他们以为这样残虐无道的行为是日军做的，所以本片最大的目的就是解释这一点，使他们知道事实和真相。”发言者说当地的群众知道决堤不是日军的行为，“对日军非常敬爱和信赖了”。②为了增加所谓的真实性，影片在写作和拍摄时可谓历尽辛苦，包括李香兰这样的大明星都亲自到实地体验生活，进行现地拍摄，不仅吃住极其简陋，如吃的水都是与当地日军一样从黄河里打上的混杂着泥沙的黄水，摸爬滚打一天连洗澡都不可能，白天酷热难耐，还要经历战火生死的危险，虽然有日本军队和汪伪政权的皇协军的保护，但是一到晚上对岸的中国军队就有枪炮袭击，而共产党方面的游击队则经常进行夜袭。在战地和回程的火车上，李香兰看到了很多日本的伤兵在痛苦地挣扎。李香兰的这种战地电影的拍摄和经历，其实既表明了日本侵略战争已经逐渐走向失败，也表明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敌和共产党八路军实际上一直在坚持抗战。李香兰回忆录里描写的真实的战地拍摄和状况，已经说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军民的抗击下败象初露，但是满映的电影却还要表达中国人民对日军的支持和对本国政府的反抗，演员们还要上演这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这实在是历史的谎言和讽刺。作为一再表达既爱中国也爱日本的李香兰而言，她看到了战场的真实情况和回程车厢里日本伤病员的可怕场面，却还要出演歌颂侵略丑化中国的电影，她内心也是矛盾和痛苦的，回到北京后对作威作福的日本军队高官感到厌烦，并在他们举行的酒会上罢唱歌曲扬长回家。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