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以下两种研究路径：在宏观层面关注国家如何对于私营电影业进行调整、改造，将其逐步并入公有制经营的范畴；在微观层面，对于私营电影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境遇与对策进行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大部分电影学的研究者无论是基于政府层面的宏观产业研究，还是基于市场个体的公司个案研究，都忽略了同业会的存在及其影响。 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范畴来看影片业同业会的研究态势，笔者发现，近十年来，同业会研究成为一个受到经济学、法学、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对象，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等一大批学者从同业会成立的动力源、同业会兴衰历史、同业会在中国转型期的作用等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广泛的研究。至于电影学界对于同业会关注度不够的主要原因在于，电影学研究较其他学科时间短、积累少，对于电影历史的梳理尚且存在很多空白之处，电影史中又对于同业会提及较少，不过，同业会的档案资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影片业同业会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且在组织结构、制度建设、职能配置方面有着严密、系统的构建。该组织在调节私营影片业与政府的关系，促进行业自律、协调会员利益、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等层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影片业同业会开始筹建。它是在何种背景下被何种动力推动筹建的？它建立后与政府、私营电影业的关系如何？它具有哪些职能？这些职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何种作用？ 一、建国后影片业同业会筹建的背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结束，这意味着中国电影产业将面临一次深刻、广泛的调整，上海的私营电影业将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折。回顾建国前夕的电影业发展，自1948年国统区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局面后，上海电影业，尤其是私营电影业，除了少数具有实力的电影公司外，几乎都陷于难以为继的产业困境。 处于政权更迭时期的复杂时代背景之下，私营电影公司的经营陷入混乱无序、空前迷茫的状态。此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私营电影业的政策并非打击和限制，而是鼓励其生产。而且，当时新政权对于资本主工商业的态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使与其进行合作，同时继续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生长与发展。不过，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对其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作用加以“限制”，而且应当争取在“限制”和“利用”的过程中，迫使其一步步“改造”，以适应自己迈向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① 对于鼓励私营电影业的生产，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在资金方面，大部分私营公司背负了巨额债务。“四大私营制片业主之一的大同电影制片公司，突然于一月十二日宣告，因受高利贷影响，经济周转困难，而要停顿工作，消息传出，震惊上海影剧界，大同职工为解危机，不支报酬，可是大同负债太重，闻单以前利息已累欠三千余万元。”②另外，国泰公司也“在一月二十六日亦宣布暂停工作，国泰建国后的三部新片，卖座不佳，外欠债务，工资年将均拖欠。柳中浩宣布停产后，工人十分着急，为安抚而提出暂开大锅饭而伙食费自付一般而未能。”③ 截止到1950年7月份，国家对于帮助私营电影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扶助与指导私营电影业上，人民政府曾给予发行、放映及其他贷款共约四十八亿，帮助其渡过春节前后的难关与进行再生产。”1949年10月起，“上海银行上海分行曾先后贷与昆仑等四公司发行贷款二十亿零九千万元，又贷给大同、国泰、昆仑三公司生产贷款二十二万个折实单位。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又由新华银行等十三家公私合营和私营银行联合贷给上述四公司生产贷款共二十亿零五千九百万元。同时，人民政府文化部中央电影局对昆仑、文华等公司，曾供给负片(印拷贝用的原料)八万英尺，代做押汇二十万元港币，并代为发行到香港、南洋等地，使私营影片公司渡过了九个月的困难。”④ 尽管如此，这些举措并没有使私营电影业的情况呈现出乐观、明晰的前景。其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新政权对于如何平衡国营电影业与私营电影业在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尚且缺乏经验，私营电影业发展面临着如原材料短缺、剧本创作在题材上与国营电影厂重叠过多，发行不畅，资金短缺等诸多问题而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新政权建立之初，为了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对于私营电影业的发展给予了政策上的保护与支持，但与这些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或欠缺影响了政策在实践层面的执行与效果。表面上看来，私营电影业在政策层面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在当时的文化政治氛围(《武训传》的大批判)与实际的产业格局与发展链条中，私营电影业正在逐步地被边缘化，濒临崩溃的绝境。 影片业同业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建成立的，1950年由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江昆仑电影制片厂、长江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昆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文华影片公司、国泰影业公司、大同电影公司、大中华电影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华光影业制片厂、中国电影照相器材供应公司等三十多家公司联合组成上海市影片业同业会，聘吴邦藩、张菊生、任宗德、凤昔醉、李伯龙、柳中浩为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