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3)18－0152－03 《闺塾师》是著名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探讨明清江南才女文化的名作，在“‘五四’解放妇女话语”几乎主导妇女史学研究之时，这部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却对这一论调提出了颠覆性的批评。在《闺塾师》的导论中，高彦颐指出，为了服务于现代国家民族话语，“五四”男性文化精英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建构成为牺牲品和可怜虫。[1]2如果说，将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形象构建成为“传统社会的牺牲品”是“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的一种创造，而非历史真实；那么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话语则将这一创造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它选择性的完全忽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文化的传统和发展，仅仅截取中国女性生活的断面而大肆宣扬，将新中国成立前的女性生活描述得水深火热；另一方面，却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形象建构成彻底解放、重获新生的新女性形象。这种将解放前后妇女的处境选择性的进行强烈对比，过分渲染对她们来说犹如“冰火两重天”的境遇，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电影女演员的出现不仅仅是时代推进和商业发展的产物，同时，在“五四”妇女解放话语的背景下，这类女性职业群体的诞生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青春靓丽的她们首先出现在商业化大都市上海，这一职业群体的诞生，其本身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体现。从1920年代初诞生之日起，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止，观影大众、文化精英及电影女演员自身对电影女明星的身份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接近娼妓身份的娱乐从业者向趋向文化精英的文艺工作者转变的过程。当然，处于身份光谱两端的娼妓及文艺工作者的身份，经常纠缠在一起，从没清晰地区分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形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政权赋予了电影女演员教育大众的文艺工作者的职业身份。然而，不管其身份如何，在民国时期，电影女明星在上海都市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推动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力量。[2]74－82然而，从民国上海走进新政权的电影女演员，在经历了1950年代的几场政治运动以后，已经不能“真实地回忆”自己的过去，而是逐渐认同了新政权关于旧时代的女性是牺牲品的叙述，并将自己的经历作为构筑官方叙述的组成部分。本文就将考察著名女演员周璇去世之后，围绕着她的一生所展开的各种言论是如何将与周璇同时代的并以她为代表的电影女演员逐步的建构成“旧社会的牺牲品”的；同还将时探讨那些与周璇同时代的女演员们，又是如何配合国家权力话语，最终完成了对新旧两个时代的典型女性特征和境遇的建构。 周璇于1920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在她四岁的时候被舅舅拐卖，此后生活辗转，几经周折最终到上海给一位过气的粤剧演员当了养女。1932年，她加入了上海联华歌舞团，并在1935年开始了她不寻常的命运轨迹。这一年由她主演的电影《马路天使》一炮而红，并且这部轰动一时的电影片中的主题曲《四季歌》也正是由周璇演唱，她出色的表演和动人的歌喉使得她一举成名，赢得“金嗓子”的美誉。解放前夕，周璇前往香港继续她的演艺生涯拍片，1950年秋，她接受电影《和平鸽》的邀请由香港返回上海。然而在这部电影拍摄的尾声，因受片中验血镜头的刺激，周璇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波动，这部电影也不得不停拍，此后周璇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在银幕上露过面。1952年10月，周璇以治疗“精神分裂”为名被送往上海精神病疗养院。1957年春，周璇病情好转，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然而同年7月19日，她突然发病高烧不退，并于1957年9月22日在上海去世。 周璇去世的消息发布之后，相关方面也非常积极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周璇的主治医师上海精神病疗养院苏复院长作了“周璇生前病情和治疗过程”的汇报，详细叙述了在周璇生病期间，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她的治疗情况。[3]22周璇的治丧委员会由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组织，包括当时上海电影界几位主要领导，周璇生前的众多好友赵丹、王人美、王丹凤等也包含在内[3]21。在1957年的9月24日，上海万国殡仪馆在上海电影人的参与下为周璇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当时的著名导演郑君里在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一个优秀女演员的一生》的报告，报告详述了周璇的出身背景以及后来从艺并成名的过程，对周璇的代表作品做出了评价，这份报告花了十分浓重的笔墨对她在旧社会里饱受折磨甚至导致精神分裂的往事进行了叙述，而落脚于其在新社会下如何接受了党和政府关心而进行积极治疗的情况。 郑君里在报告中这样描述了周璇的婚姻生活：周璇于1937年结婚，然而她在婚后却常受到丈夫虐待，不仅如此，她的丈夫在经济方面也对她多方欺诈，她的婚姻也因此被迫走到了尽头，但这远远还不是她悲剧的结束，她的丈夫唆使国民党特务流氓出面来威胁她，这时的周璇悲痛万分，准备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但为熟人碰见从而捡回一命，但这一段悲惨的经历给她的精神上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严重创伤。 1942年，日寇侵入上海租界，这个时期的周璇生活境地仍然是十分悲惨的，一直受到汉奸恶棍张善琨的欺压，这对于她的精神又产生了极大的伤害。然而在这篇报告的叙述中，周璇的悲剧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各种落后的势力又怂恿着她到香港拍摄《清官秘史》等片，香港拍片期间，她在精神上又受到重大摧残。1950年秋天，周璇从香港回到上海，在电影《和平鸽》的拍摄过程中，精神病发作使她不得不暂时告别了银幕。从1951年夏天到1957年之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周璇先后在四个知名的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直到她去世的前夕，她的病情已然有了重大的好转，在她的意识里已经开始逐渐的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然处在了一个以前难以梦想的、崭新的新中国里了。[4]7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