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11－0093－05 在进入对问题的分析前，有必要对本文所要论述的“电影批评的有效性”进行界定，因为针对不同对象，电影批评的效用不同，从不同角度分析，或运用不同的评判标准，对电影批评有效或无效的判断也不同。例如，对电影研究专家有效的批评，对普通观众不一定有效；对电影发行放映有效的批评，对电影创作可能无效。本文的“电影批评的有效性”，是指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和普通观众(与电影专业者和资深影迷相对而言)接受的效用(或价值)。即，对于电影创作而言，批评应该客观公正地指出影片的价值和不足，总结创作的经验教训，与创作者真诚交流，为创作者提供借鉴和改进的参考，对整个电影创作起到一定的引导、规范和鞭策作用，推动电影创作繁荣发展。对电影接受而言，电影批评应该为观众选择影片提供参考，把观众凭借自己的艺术经验、审美能力难以领略的思想艺术价值阐发揭示出来，引导、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影片。另外，批评还应该有助于观众形成健康的艺术趣味，提高其欣赏能力、电影素养和审美水平。这些要求构成了人们对电影批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价值期许，同时也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对电影批评发挥着有形或无形的评判作用。 当下的电影批评被指责为喧嚣、浮躁、肤浅、失语、红包批评、人情批评、商业炒作，对电影创作和观众接受已经无法起作用，是无效的批评，真正的批评缺席。总之，人们对电影批评的有效性提出了种种质疑。2012年，《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邀请了董学文、王先霈、於可训、陈晓明、李遇春、余一力等文艺理论与批评家展开对批评有效性问题的探讨。虽然这些探讨主要针对文学批评，但其中谈到的不少问题也是电影批评所共同面临的。电影批评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其价值需要在创作和接受的对话交流、得到交流各方的认可中体现出来。电影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一方面反映了批评无法介入创作和接受的交流所造成的焦虑心理，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学界对电影批评价值的反思意识。 一、电影批评有效性问题的生成 要探讨电影批评有效性问题生成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电影批评转型和分化、电影创作转型、电影批评与电影观众存在一定的分歧等事实。这是电影批评置身其中的现实语境，必然会对电影批评效用的发挥施加或隐或显的影响。 (一)电影批评的转型和分化暂时性地影响了电影批评效用的发挥 新时期以来的电影批评经历了三次转型，即由政治批评向艺术批评的转型、由艺术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以及由文化批评向产业批评的转型。在电影批评向文化批评转型后，电影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开始被提出，此后陆续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和探讨。电影批评有效性问题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影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伴随着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引进以及电影批评的理论化和学科化进程。由此电影批评似乎开始变得不仅使一般读者和观众难于读懂，连电影圈内的专业人士理解起来也有困难。因为这类电影批评引进了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和批评的一套逻辑体系、专业术语、理论学说，专注于用这套陌生化的话语体系来阐释和读解某些经典电影，并开始与当时的电影创作有意识地拉开一定距离，声言电影理论和批评的独立性。另外，因为西方现代理论本身不是创作论，而是批评的方法论，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对应的批评的局限性，使其很难对电影创作起指导作用。 90年代以后，这类批评进一步学术化、专业化，成为学院电影批评。其批评主体主要为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及电影界的专家学者，批评文章的读者也大体是这些人。应该声明，对这部分读者和观众来说，学院电影批评是发挥了效用的。享受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体制，使这类批评在封闭的学术圈内生产、消费、再生产循环成为可能。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和观赏无效不会为它带来多少损失。如果电影批评为了便于普通观众接受而降低理论深度和专业性，或者为了让普通观众能看到而发表在非学术刊物上，这样反而不符合学术评价机制的要求，不被学界和学术评价体系认可。可以说，对于这类批评而言，对电影创作与普通观众接受的失效，是其自觉、主动的选择，是有意的疏离。陈晓云就认为：“这些批评文字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与电影营销发生直接关联，也不承担让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宣传职能。在笔者看来，专业电影批评所承担的功能主要不是实用性的，它一方面要为影片提供各种可能的解读，同时，它自身又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表意实践。”[1]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带来的一个悖论是：封闭内循环的学术体制似乎为学院电影批评有效性问题的生成提供了温床，甚至起了助推作用。 当下的电影批评正在经历向产业批评的转型，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批评范式和学院电影批评的偏颇的反拨，是对电影批评有效性问题的部分解决。但因为产业批评还在起步建设阶段，其中问题也不少，而且与艺术批评及文化批评在电影观念、批评观念上也存在一些较难协调的矛盾，从而制约着电影批评效用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