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电影与全球化 电影如何表现全球化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加以探讨。从电影艺术和叙事手法的角度而言，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那些表征全球化的符号元素如何嵌入电影文本以及电影可以运用哪些传统的策略手段来呈现全球化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相比于电影中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国际化的呈现，我们将要探究的是，电影何以会成为途径及工具，去批判和抵制掌控着标定全球化的经济及文化方面话语权的主流叙事手法。接下来，我们将在全球媒介的大环境之下对那些表征着反主流叙事法的电影进行标定，以观察它们是如何在比对其他影片以及在更大范围的对于由它们引发的打破旧规、改弦更张的叙事法的媒介评议中，定位它们自身的。 主流叙事法运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语汇，将全球化刻画成朝向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及城市化、世俗化民主与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简单划一的进程。在这种叙事方法之中，为了比照并凸显全球化，本土的东西都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并被放于次等位置之上(霍尔，32—35；鲁特里奇，310—315)。然而，近年来，本土与全球化之间的这种比对，受到了那些意欲抵制全球化的人们的抨击和变革。本土化的空间被赋予了全新的地位，成了抵制全球化的大本营(艾斯克巴尔，217；霍尔，35)。 还有，在主流叙事法中，随处可见的是将全球化刻画成自然而然的、四海划一的程式，这其实是一种对全球化的严重曲解，因为事实上，全球化所表征的是力量和支配，绝不是简单易行的、水到渠成的演化进程(鲁特里奇，311—312)。全球化的相关理念本身就是由其所服务的对象打造并重构而来的。 主流叙事法将经济全球化描绘成一种通过发展自由市场和民主而实现繁荣的线性进程，并经由那些把这种经济体制强加给世界各国的国际经济组织，连并像好莱坞电影之类的文化传播机制，大力推广这一理念。主流叙事方式的电影呈现中，有两方面内容是本文探讨的对象。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之初的好莱坞电影向世界舞台着力推出的英雄形象是：迹满天涯，全然没有任何阻隔：遨游四海，真我本性丝毫未改。在这种英雄形象的建构中，身为美国人或英国人的主人公把全世界都看成是自己的领地，即或有时发现自己身处异地，他也能够通过像詹姆斯·邦德那样通晓所有语言的匪夷所思的能力，或者是凭借像杰森·伯恩或是《十二罗汉》(Ocean's Twelve,2004)里那些人物的坚韧信念，辅以高端武器的助力，来掌控无论是位于何处的当地区域。为了实现对这种单维度主观性的凸显(哈利，27)，好莱坞将地域化或者外来势力的复杂历史都视为对主人公形象的铺垫，即使如《角斗士》(Gladiator,2000)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2004)这样的历史剧也概莫能外。 此外，通过主人公在世界各地的种种英雄传奇经历，好莱坞电影成功地在影片受众之中营造出一种与自由、民主以及世界大同之理念密切相连的固有的消费者意识。007以及《罗汉》系列影片着力呈现仰仗奢华的高端科技而做到的在全球界域之中驰骋无阻，其目的就是要在广大受众里培养全新的消费欲求。在此过程中，这些及其他大制作影片，比如《怪物史莱克》(Shrek)系列，都是要将全球范围内的电影受众构筑成一个个消费者“社群”，群体成员可以通过购买某部影片里贯穿始终的各色商品，或是访问作为某部影片的“多维商业互动文本”的组成部分而专设的网站，来“参与”到一部影片之中(瑟玛缇和索提伦，13)。伴随着与电影有关的新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散销以及针对特定年龄阶层的铺天盖地的广告，依托电影的这种文化传播机制，这一体系把英雄主义和宽容忍让同民主观念和消费理念联系在一起，用全新的消费选择包围新晋的中产阶级(米勒等，329—330)。 与此同时，在上述过程中常常不为人所知的是美国的贸易代表、世贸组织以及若干国际金融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市场上为美国的文化产品搜寻并打通渠道，以此确保美国的最卖座影片能够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成为传递美式消费者心理及文明信息的载体和工具。好莱坞电影在世界市场上这种恃强而得的成功，让好莱坞的制片人和分析人士更加坚信，全世界的观众都更需要类似的大制作(沙皮罗)。美国、法国、日本以及其他媒体大鳄之间的合纵连横，形成了这样一种国际传媒大环境，让那些力主用反主流的或是更为复杂全面的叙事方式表现全球化的影片，即便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也很难获取资金支持，并很难保证影片的发行量(巴里奥，209—213)。 本文选择的三部影片，《二嫫》(中国，1994)、《再见，列宁》(Goodbye,Lenin，德国，2003)、《秘密投票》(Secret Ballot，伊朗，2001)，虽说都是批判甚或反对全球化的主流叙事方式，却依旧能够突破传媒大鳄的重重封锁，为世人所知。这些影片都巧妙地把自己对主流叙事方式的抵制融入了现行的体制之中，并得以安然地用别样的方式解读全球化。我们还会将这三部影片置于更大范围的，探究用非主流叙事法以及表呈范式来诠释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加以考察。 我们认为，这三部影片都是使用了一种与主流叙事法相悖的、批判的方式来向本国及其他国家的观众表呈全球化，首当其冲的方式就是，通过讲述小故事，把观众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从全球层面(也就是主导层面、特权层面)拉回到本土化的地区层面。这一做法能让影片通过表现普通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来传递制作人关于那些大而化之的抽象事物的观点及看法，甚至触动观众的情感。在上述过程中，影片揭示了全球化是如何催生那些足以给片中人物及其社团的个体性和主观性造成影响的潜在改变的。滋生这些变化的根源，部分可以用去疆域化这个说法来解释，其含义就是指片中的主人公离开或被赶出他们所熟知的区域，他们认同那个区域的价值观，其自身的主观性也是在那里形成的。如若说这些人物角色表征着更高层次的理念或是更强大的文化势力，那么在影片所讲述的小故事中，他们的去疆域化就能够很好地帮助观众理解，当意识理念体系及其他文化架构被从其源起之处拖拽到一个崭新地域时，情形将会是怎样，而全球化恰恰是加速了这种强拉硬拽的进程。我们注意到片中的人物角色因为去疆域化而经历了一场主观认同的危机。那些能成功地度过去疆域化时期，并在其后重新建立起复合杂生的主观意识体系(通过在新的环境里复疆域化)的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全球化非主流叙事体系中的另类“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