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电影时期，中国的电影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扫过去中国电影侧重文艺片的传统，侧重细腻温婉哀怨的美学风格，重新树立起一种乐观、明快、激昂，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电影形态。此种电影形态，一方面是受到政治影响的结果，要求电影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采；另方面是苏联电影的影响，注重表现潜藏于革命烈火中的诗意；第三方面是电影工作者积极主动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结果。至于“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政治大于艺术”、美学含量下降的问题，我们应当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正如石川曾经在其博士论文《政治·影像·诗意：1949—1966年的中国电影》中指出：“电影史学者应当历史地、辨证地看待‘十七年’影片的审美价值，说明它在艺术性、娱乐性受到削弱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还能在一定时期内给中国观众带来其它艺术形式都不能比拟的审美满足与观赏愉悦。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统一，才能使电影史研究具有历史与电影的双重品格。”①就是说我们应该历史地辨证地看待“十七年”电影的经验教训。 纵观“十七年”中国电影史，我们发现一种新的电影意识悄然兴起，那就是电影的传记意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电影极少有传记电影，我们几乎找不到一部名留史册的传记电影。而到了“十七年”时期，传记电影呈现蓬勃兴旺的态势。例如，《赵一曼》、《董存瑞》、《白求恩大夫》、《李时珍》、《宋景诗》、《林则徐》、《聂耳》、《雷锋》等等，还有一部“另类”的《武训传》。不仅如此，“十七年”时期的电影较之以前出现了大量以人物命名的影片，例如《关连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护士日记》、《党的女儿》、《上海姑娘》、《老兵新传》、《刘三姐》等，这一现象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电影人在这一时期兴起了一种传记意识，无论是传记电影还是以人物命名的电影都是这种传记意识的产物，说明了一种意识的革新：即企图通过人物来阐释历史，通过对一个人或者一系列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不再满足于通过一件具体的事情戏剧化地反映生活，这一观念的革新体现了电影工作者宏观历史眼光的提高，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学习和领会的提升。另一方面传记意识的产生也是政治询唤的必然结果，新生政权需要用电影为历史人物树立起不朽的丰碑，供后人瞻仰和怀念。 “十七年”时期的传记电影，一部《武训传》特立独行，另外两大类是革命英雄传记电影和历史人物传记电影。但是它们并不是传记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是交织在一起的，艺术成就也不和年代同步，故而我们以横向分析为主，纵向分析为辅，审视其性质和地位。 一、重评“十七年”早期传记片《武训传》的历史公案 电影业公私合营时期，一些老导演尚保持着过去电影文艺片的传统。《武训传》(1951)是昆仑影业公司耗时三年，由银幕诗人孙瑜倾力打造的一部传记片。昆仑影业公司在历史上曾经出品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文艺片精品，是一个有着进步倾向的民营电影公司。但是那种进步倾向仅仅是新中国所要求的革命激情之下的一个阴影，如果顺应新中国的文化宣教需要，其力度是相当不足的。继承了这种文艺片精神的《武训传》力求把影片拍得精美感人，并且根据政府的要求修正了武训的形象，将其由历史上其人的“苦大仇不深”改为“苦大仇深”，而且加上了很多阶级斗争的内容。但是依然与建国初期宣教的要求相去甚远。孙瑜创作本片时曾经明确地说：“把新中国成立前反动政权压制下许多不许说的对话和不准明确表现的革命行动明朗化起来”，他的倾向革命的动机其实是明确的，那么《武训传》为何还遭受了那么严厉的批判? 我们今天观看《武训传》，发现其艺术成就其实是比较高的。第一，它展示了武训其人心理发展的完整线索。笔者认为，“传记电影以真实人物为主人公，同时具有纪实性、影像艺术性和心理学的特质。传记电影正在事实上越来越尊重对于真实生命力的展示，侧重进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通过我们的视觉流，揭开人物精神世界的秘密”，传记电影心理性要求它比其他大多数类型的影片更需要展示人物人格的复杂性、心理发展的完整性，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挣扎的意识多重性，只有这样传记电影才能成为具有深刻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具有浓郁文艺片品位的电影类型，才能实现其人生之镜、灵魂之镜的美学追求②。《武训传》开篇呈现了武训幼时求学的欲望，在没钱读书的情况下，他母亲告诉他只有义学才能让穷孩子免费读书，但是这个幼时的思想种子在他成长的苦难中被压抑进无意识，他在七到二十岁时由一个上进的儿童变成极度怕官、懦弱无能的青年奴隶，他唯唯诺诺，卑躬屈膝，他被压抑得完全变了形。这一点关于武训奴性的表现也正是令其遭到批判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武训的这一变化深刻地揭示了黑暗的专制对人的摧残和异化。武训迫于生存压力，越来越没有骨气，越来越深刻地被异化成奴隶。但是当他受了冤枉，遭到老爷的毒打之后，他的人生观开始改变。他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反省其悲剧的根源，此时影片用了长达五分钟的梦境和幻觉的镜头：武训下了地狱，甚至在地狱中都饱受其主人和其他小鬼的侮辱和欺凌，表达了一个被摧残至极的人无比痛苦的灵魂。也正是这一段梦境幻觉唤起了他那幼年时已经被压抑进无意识的“义学”理念，当这个潜意识的思想核心被唤醒的时候产生了强大的核爆力量：武训翻身坐起，兴高采烈，立刻焕然一新，几乎脱胎换骨，达到了精神上的自由，纠正了他近乎精神病的奴气。这一符合精神分析学原理的影像竟出自六十年前孙瑜之手，是颇值得赞叹的。此后的岁月，武训坚忍不拔的毅力都来自于这次潜意识内核的激发，他苦行数十年，乞讨、给人当拳靶子、当马骑，受尽苦难，终于办起三所义学，是基于义学能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基本理念。上述一段潜意识的表述为其精神内核的稳固性做了坚实的注释。后来的武训装疯卖傻，带有某种自虐倾向，这种自虐帮助其取得了内心的平衡，他反而因为自虐而活得更加快乐。影片对于无意识的揭示非常有力，从而呈现了一个在心理上具有符合逻辑的变化轨迹的传主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