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中的抗战题材数量众多，主要集中于20世纪的60年代—80年代。在创作的历史语境、政治动机和艺术手法上，台湾抗战电影与大陆抗战片有一定差异，但也表现出诸多文化联系和艺术共性。在两岸电影关系的大背景下，考察趋于对话的两岸抗战电影，显得特别有意义。 一、台湾抗战片的历史演进 1.50年代：先声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抗战电影，在国民党当局所谓“中日和好”的格局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迁台影人在当局“反共抗俄”口号的教导下，一致将目光投注在“共匪”主题上，“日寇”成为被忘却的题材。倒是两部出自台湾本土导演何基明的“台语”片，成为50年代台湾电影书写抗日历史的绝响。抗日电影创作中外省籍导演的缺席和本岛导演的热情，国语电影的失声和“台语”电影的发言两相对照，形成极富讽刺意味的吊诡现象。 何基明的两部“台语”抗日片《青山碧血》(1957)、《血战噍吧哖》(1958)，以日本殖民时期著名的“雾社事件”、噍吧哖“西来庵事件”为素材，致力于还原历史现场，以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残暴镇压，凸显民族抗日事业的壮烈。这两部50年代仅有的抗日片，以不同于常规国语抗战电影的声音(“台语”)和剧情，渲染台湾人无法摆脱的历史悲情。被指为“纠正台胞崇日心理”而作的这两部抗日片，在国民政府实行与日亲善“外交”、“以德报怨”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 2.60年代：初试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与日本关系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抗战电影开始渐渐增多。1958年，日本与大陆建立贸易联系，引起台湾方面的政治反弹。当年台湾省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函告各戏院全面停映日片，以示抗议。与此同时，60年代围绕日片放映的商业矛盾纠纷也日渐增多。台湾当局为维持“对等外交”，向日本政府多次交涉，要求立刻停止大陆电影在日上映，每年以日片配额的同等标准改映台湾出品影片，未能得到日本的允诺。在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之下，台湾电影业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暗流涌动。 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开始结合流行的间谍电影类型，在抗日题材中开发兼具社会功能和娱乐效果的“谍报剧”。这种有别于70年代抗战史诗大片的商业谍报剧，在主题表达上要软化很多，它既可以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发泄对日本的不满，又不至于损伤日渐脆弱的“外交关系”，官方的态度自是乐见其成的。台湾最先于1963年积极参加香港“电懋”抗战电影《谍海四壮士》的拍摄，随后相继拍摄了《天字第一号》(1964)、《第七号女间谍》(1964)、《一封情报百万兵》(1969)、《扬子江风云》(1969)、《重庆一号》(1970)等抗战谍报片。 60年代的抗战谍报片，有着较为固定的类型形象和情节模式。这些商业娱乐重于政治宣讲的抗日片，虽然涉及中国抗战的历史，但剧作重点是国民党在情报战场上精心布局、“离奇”取胜的心理快慰，这与50年代两部“台语”抗日电影宣扬本土民众的历史悲情和侵略者的惨无人道主题有很大区别。《天字第一号》、《第七号女间谍》、《重庆一号》等以抗日战争中的情报员为核心，致力于塑造智勇双全的神秘国民党间谍英雄形象。一个个难以置信的剧情巧合，以讨巧的方式宣告了国民党不可战胜的抗战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自取灭亡的历史下场。这些谍报剧往往和家庭剧情节混合在一起，附和着60年代国民党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将家庭伦理转换为国家正义，或赞美国民党间谍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质，或为日本侵略者的覆灭找到一个更加温和的理由。 应该说，这些抗战电影基本没有政治情绪，也看不到国民党的主观意识形态，影片对抗战历史的表现也是羚羊挂角式的，没有义正言辞的声讨，没有壮怀激烈的场面，多数视角微小、纯属娱乐。这种状况反映了台湾当局在“台日亲善”的整体环境下相对松弛、自信的制片状态。 3.70年代：高潮 20世纪70年代台湾遭遇的一系列“外交”挫折，打破了抗战电影相对温和平静的制片形势。1972年日本中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随即引发连续的“弃台外交效应”。从1972年中美开始秘密接触，到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焦灼不安中度过了难熬的70年代。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日本首当其冲成为整个70年代台湾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对象再合适不过。“反共”和“抗日”在模糊的“爱国主义”统合下离奇般地结合起来，成为当局一个响亮的政宣口号。 电影再次成为忠贞不二的政宣工具，致力于强化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凝聚社会共识、排解情绪纷扰。《英烈千秋》、《笕桥英烈传》等以大陆时期“抗日剿匪”为时代背景的各种影片接踵出现；《十万大山风云》等“抗日反共”影片也成为民营电影的制片新类型。《英烈千秋》、《梅花》、《八百壮士》等先后荣登当年的“十大佳片”，成为台湾观众的“新宠”。抗日电影开始承担“爱国片”的功能，被冠以“爱国电影”的头衔，用以宣泄民众对日本的失望情绪，尴尬地承担起全民愤懑心理的表达重任。 70年代的抗战电影充溢着荡气回肠的史诗气质。这些数量众多的“民族血泪巨片”，在通俗战争片剧情中再现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颂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这些影片的主题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首先，大多数的抗战电影致力于在抗日壮举中挖掘“爱国主义”精神，将气势恢宏的官方抗战和众志成城的民间抗战结合起来，汇聚成同仇敌忾、感天动地的抗日画卷。不管是描写官方名将抗日英勇事迹的《双枪王八妹》(1971)、《英烈千秋》(1974)、《战地英豪》(1975)、《八百壮士》(1975)、《笕桥英烈传》(1977)等，还是再现民间抗日历史的《吾土吾民》(1975)、《强渡关山》(1977)、《望春风》(1977)、《香火》(1978)等，伟岸高大的民族主义英雄形象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举国抗日的史实场面也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渲染，纷乱时局下略显空泛苍白的民族主义口号找到了理想的题材空间，也为特殊政局下略显牵强难堪的“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国策”口号，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