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9-0123-04 中国现代电影批评的奠基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与中国左翼电影文化运动密不可分。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两个方面，尤其电影批评更为突出。当时，中国电影理论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译介俄苏电影理论和日本左翼电影理论，对俄苏电影理论译介的重点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及其创作经验；对日本电影的学习和理论译介则集中在“倾向电影”——左翼电影和“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的代表性人物及其著作上。如果说，中国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是世界性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日本的左翼电影理论都是这场运动的外来动力。 作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旗手，30年代的鲁迅以杂文、书信、日记和译著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中国电影理论的构建，给予左翼电影批评极大的支持，并在翻译介绍世界左翼电影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鲁迅全集》涉及电影内容的共210篇，其中杂文13篇、书信24封、日记170则、译文3篇[1](P1)，其中，鲁迅对日本电影理论家岩崎昶《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的翻译和评介，应当是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岩崎昶是当时日本知名的左翼电影理论家、电影史家，他的《电影和资本主义》、《日本电影史》等都是对本国电影影响很大的著作。岩崎昶主张，要把摄影机对向无产者革命，对向劳动阶级，他曾经拍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录片，赞美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岩崎昶还曾经访问过上海，观看了反映劳苦大众苦难生活的中国影片《渔光曲》，对影片以高度赞赏。鲁迅通过对岩崎昶《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的译介，有针对性地结合中国电影观众的小市民心态以及中国电影观众观赏外片的奴才心理，揭露了外国电影对中国人的精神奴役本质，传播了现代电影观念，为当时的左翼电影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一、鲁迅对电影艺术的高度关注 鲁迅对电影理论的关注，缘于他对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浓厚兴趣。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16年到1936年，鲁迅共观看了139部中外影片。仅是1934年和1935年这两年就观看中外影片66部，其中美国片60部，占91％[1](P221-238)。年均观看影片达33部的观众即使在电影业发达的今天，也是屈指可数的，更不用说在中国电影业刚刚开始兴起的年代，可见鲁迅确实是个“影迷”。观看电影已成为鲁迅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他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娱乐》中也回忆说：如果说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恐怕是坐汽车，看电影。 电影之所以能够吸引鲁迅，是鲁迅对这一艺术所独有的“刺激”功能、所蕴含的丰富内容的审视思考。对于这些，他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甚至鲁迅的专业转向就是直接受到了电影的刺激：一段影像所展示的中国民众的麻木冷漠促使鲁迅弃医从文，“批判国民性”也成为鲁迅长期的重大文学主题。阿英写于30年代的《鲁迅与电影》一文就说：“鲁迅先生所以改变原来学医的计划，而从事于文艺活动，完全是由于电影的刺激，也就是从电影上了解到文艺的重要。”[2]。所以，他显然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观摩各国电影的。他不仅爱看电影，更关注电影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鲁迅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电影现象和电影文化的问题，以电影评论的方式来切入国民性批判的文化主题。比如，他从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强调电影的社会功用；从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的视野，把左翼电影置于左翼文学思潮中加以关注；从电影与文化市场的关系来批判美国影片的辱华罪行，揭露美国电影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从电影人的自身遭遇入手来批评观众的国民性弱点，揭示封建传统文化的世俗危害性……鲁迅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及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之死事件。他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说：“阮玲玉算是比较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3](P290)；在《论人言可畏》中，更是通篇以此事件生发开来，批判了媒体、“娱记”摇唇鼓舌，参与到舆论杀人的行列，却不负责任，甚至理直气壮地推卸责任的恶行。正如阿英所概括的：“综结起来，鲁迅先生一生，所写的关于电影的文字不多，但就在这少数的文字之中，可以证明他对电影的理解完全正确。从电影的任务到它的效果，从欧美的电影到中国的电影，意义、发展、趋向，是全都阐明了的。他的结论也是很显然，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用电影艺术来进攻中国，中国的电影应该好好地求进步，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去!”[2] 二、鲁迅对日本左翼电影理论的认可与译介 鲁迅与日本文学和新文学理论的关系极为密切。“20年代鲁迅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加上以前和30年代后的散篇文章，共计65种，占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种数的三分之一多。”[4] 鲁迅翻译的岩崎昶《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最初发表于1930年3月1日的左翼刊物《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上，署名L，后收入《鲁迅全集》。鲁迅在“译者附记”中介绍了岩崎昶原文发表的出处和写作的动机，鲁迅是“偶然读到了这一篇，却觉得于自己很有裨益”[5](P408)才有了译介的冲动。鲁迅所说的“裨益”，就是想把这篇东西“硬译”出来，与大肆宣传外片如何“浪漫”“香艳”的广告宣传相对照，给那些怀着奴性心态观片的中国观众看看，让他们“用这小镜子一照”就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些什么货色。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一手拿着洋枪、一手拿着影片，从军事上和文化上进攻中国，既从肉体上打击你，又从灵魂上“教化”你的。因此，国人必须警醒，不要一味相信那些肉麻的宣教，而要看点电影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的教诲，认清帝国主义双重侵略的目的。鲁迅在“译者附记”的最后这样说：“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糊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糊涂的教化。我想，如《电影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书，现在是万不可少了!”[5](P412)这里，鲁迅强调之所以翻译岩崎昶《现代电影和有产阶级》的初衷和该作的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鲁迅的“译者附记”看作是一篇中国现代电影的宣言书，一篇剖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