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经过10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应该梳理的时候。总结电影1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就是为我们实现中国电影的强国之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为下一个10年的发展做好理论准备。张丕民部长曾经强调，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应当成为中国电影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指路明灯，理论界、批评界应当对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实现强国之梦做出新的贡献! 一、电影批评的历史回顾及其启示 作为沟通电影作品与观众、产业及其艺术之间桥梁和纽带的电影批评，自电影产生之日起就是电影创作和生产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美国学者帕姆·库克就认为，电影“不仅仅通过生产、发行和放映系统而存在，同样通过为它提供文化语境而使其从中汲取营养的评论圈而存在”；评论圈已成为好莱坞电影的“重要亚工业”。①可以说，电影文化包括电影活动的所有领域：电影创作、电影生产、电影消费、电影理论、电影人才培养以及作为“反馈联系”机制的电影批评。作为“反馈联系”机制的电影批评是联系电影文化各个领域的纽带，把电影活动的所有领域有机联系在一起。从社会功能角度看，电影艺术、宣传、企业三位一体，正是电影批评把它们集于电影一身的。“专业的影评人和电影理论工作者便成为消费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扮演着消费指南者的角色。因此，电影批评家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② 历史上每一次电影艺术创作高潮的出现，每一次电影工业最富活力的出现，都离不开电影批评富有创造力的推动和引导。如果没有法国著名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我们无法想象会诞生法国新浪潮那样的电影运动。正是因为安德烈·巴赞一系列对于电影的批评和剖析影响了几代年轻导演，最终促成了迄今为止电影史上津津乐道的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而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这些世界级的大导演，在他们创作之前曾经从事过很长时间的电影批评工作。 从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看，电影批评活动甚至早于实际的电影创作活动。早在1897年9月5日，上海的《游戏报》就登出了《观美国影戏记》，详细描述了观看影戏的情形和印象。尽管《观美国影戏记》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批评，但是它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批评历史的开始。 就像罗艺军先生所归纳的，中国电影批评史上有过两个黄金时代，即上个世纪30年代前期和70年代至80年代末新时期两个时代。上个世纪30年代，电影批评在电影创作者、电影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形成了令人信服的权威性，出现了“影评人说了算”的独特景观。以王尘无为代表的左翼影评人不仅为左翼电影的出现和勃兴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而且使得电影批评本身也成为了具有标志性、旗帜性的文本，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王尘无作为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的领军人物，在当时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有其相当的权威性。于伶先生在《回忆“剧联”话影评》中就指出：“在许多影评人中以尘无在广大观众和读者中间的声誉与威信为最高，每当影片上映时，有些青年观众会说：等读到尘无的影评文章，看他说好说坏，再决定去看哪一部影片好。”③ 韦彧(夏衍)在《电影批评的机能》一文中指出：“电影批评不仅对观众以一个注释家、解剖者、警告者、启蒙人的姿态而完成帮助电影作家创造理解艺术的观众的任务；同时还要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实际制作过程理解者的姿态，来成为一个电影作家的有益的诤友和向导。”④郑正秋当年对电影批评充满着感情和感激：“靠着前进批评家的努力，便造成了新的环境的需要，它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⑤张石川谈到电影批评对他的创作的影响时说道：“近年来，严正的电影批评鞭策着中国的电影事业渐渐的走向了光明的道路。当我导演的影片出映后，第二天我就得细心的读一遍人家给予我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我可以得到不少的益处，就像我对着镜子而发现了脸上的污点一样。”⑥可以说，正是在“左联”进步电影批评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关注现实生活、关心民族命运、契合时代精神的电影作品，出现了中国现代电影发展的一个高潮。 进入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电影抓住老片复映、新片献映、外片开映的历史性机遇迅速走向了辉煌。电影评论也迎来了另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局面。电影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支配了电影创作的走向，形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又一个景观。人们常常回忆那个时期电影批评本身所形成的巨大磁场，气氛活跃、佳作频出，电影批评本身常常引发经久不息的争鸣和传阅。白景晟《丢掉戏剧的拐杖》、张暖忻与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邵牧君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作为那个时期标志性、旗帜性的电影批评，均对电影创作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1984年，钟惦棐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国西部片”，希望电影人自觉挖掘和展示大西北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众多创作者以具有中国式西部电影的创作实绩相呼应，先后拍摄出了《人生》、《黄土地》、《老井》、《野山》、《红高粱》、《黄河谣》、《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筏子客》等作品，成为了中国电影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1986年，“谢晋电影模式”的提出及其引起的广泛争议，集中地、鲜明地体现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批评的整体氛围，也凸显了各种文化观念、电影观念的交错和碰撞，并且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纷繁错综的人文景观。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李劫的《“谢晋时代”应该结束》以及徐凯南、周介人、潘志兴等人发表的文章对“谢晋电影模式”进行了基本否定性的评价。尽管这些观点不无武断和偏颇，存在着以文化、文学的视角和标准匡正电影的弊病，但争论自身的正常开展对开创中国电影批评新的学术风气、促进中国电影健康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争论的深入展开则显示出了中国电影批评对创作主体的关注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有关电影本体与电影文化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创作主体批评的水准。另外关于“电影中的人性与人情”、“电影与文学关系”、“电影的纪实性”、“电影的民族化”、“中国电影与当代社会”、“中国当代娱乐片的创作与走向”、“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电影”等一系列问题的研讨，都推动和拓展了电影批评的深度和广度，为电影批评实践提供了理论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