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本质探析

      中图分类号G7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219(2013)28-0029-05

      长期以来，“课程本质”的问题由于被视为课程论的逻辑起点而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课程领域的诸多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过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在已形成的研究及对已有研究进行的“再研究”成果中，研究思维转向的趋势初现端倪。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本质的探究也在职业教育学科成熟的趋势中趋于多元。本文拟求索于职业教育学学科内外，通过厘清课程本质理论发展的历程，结合职业教育课程的历史发展及本质特征，尝试重构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时代性意涵，并在研究范式转型的背景中分析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本质对课程理论和实践的若干规定性。

      一、两级化约的课程本质探究

      课程研究领域对于课程本质的探究可谓学派林立、异说纷呈，但总体而言呈现出两级化约的状态。“从‘形式教育论’与‘实质教育论’的对峙，到永恒主义、要素主义、进步主义、社会改造主义、存在主义课程流派的冲突，再到课程目标模式与过程模式的纷争以及后现代主义课程思潮对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批判等，关于课程内涵、内容、功能以及模式、方法的理解都呈现出排斥性与对立性品质。”[1]依此，学界中的各种知识论、学科论、计划论、目标论、活动论、经验论等课程本质观亦呈现出两级分立的特征。这两种分立的特征追溯到哲学源头，都可以化约为“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两个领域，如图1所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课程本质观在这两个领域往返更迭，体现了典型的线性“钟摆式循环”。

      

      图1 课程本质观发展的“钟摆”

      历史的钟摆最初处于科学世界的一端，以古典人文课程为代表，哲学始祖泰勒斯认为，应教授“离感觉最远”、“最普遍”、“人类最难知的知识”[2]，课程的本质是传授知识和训练能力。生活世界的课程本质观肇始于17世纪欧洲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潮，从卢梭经裴斯泰洛齐到福禄倍尔，都主张儿童要冲破成人化的知识性课程的束缚，以自主活动、探究来获得基于已有经验的自然生长，课程的使命不在于为其未来生活提供具体知识，而是在生活世界的感受中积聚新经验。但源自科学世界的“知识论”课程本质观随着历史的发展愈益受青睐。夸美纽斯“把一切知识交给一切人类”的理念传承到18世纪，在康德的批判主义认识论影响下，形成的“形式训练说”支持了科学世界的课程本质观，强化了知识论的课程本质。20世纪初上半叶，杜威继承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潮，设计活动课程使学习者更好地适应生活，服务社会。20世纪中叶，苏联卫星上天激起了全世界对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在美国出现了“学问中心课程”，重申了知识论课程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后，以范梅南、阿普尔、多尔为代表，课程转向生活世界中，重视人本主义“经验”的理解，关注个体体验，关注隐性课程。动态发展的课程在“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两个领域摇摆、徘徊。

      二、职业教育课程本质的时代特征

      课程本质是一个具有历史性起源和时代性依据的概念，职业教育课程本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

      (一)古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

      职业教育课程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生产劳动与生活实践合二为一，“劳动没有从生活中分离出来，人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时间或地点是特别留给工作的，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度过”[3]。“原先关于工作的观念都建立在家庭‘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每个人做自己的工作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4]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承就是最初的教育内容，家庭是教育的组织形式，通过世代的口手相传来传递经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氏族中脱离出来的私人庄园不断扩大，生成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脱离生产劳动的闲暇奴隶主贵族建立学校，探索真理，获取知识，发展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自由艺术”，成为普通教育课程的起源。与此相对，奴隶阶层用于谋生的生产劳动仍然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生产力发展突破了家庭之后，古代学徒制产生，师傅在小作坊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学徒的培训成为职业教育课程的起源。西欧中世纪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形成，行会的出现使学徒制趋于规范化，古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形成。

      古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本质是个体劳动经验的授受。来源于生活世界的古代职业教育课程，口手相传是基本的教学方式，家传世学及小作坊式的学徒培训是主要的课程组织形式。授受的是以个体劳动经历、体验为主的初级形态的个体职业经验知识，课程组织形式及内容因不同授受主体个人经验的不同具有独特性。同时，因劳动分工未分化，而使古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活动综合化，体现为完整的、连续的工作体系。

      (二)近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

      近代形态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源于新教工作伦理的革新及工业革命的需求。新教所提倡的“勤劳”、“节俭”美德确立了工作在世俗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工作上升为“好的生活”的核心。新教的工作伦理经过长期发展，促使经济理性冲破宗教掩饰从而求取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从宗教束缚中挣脱出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发展。工业革命促使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作坊，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根本性变化。在工厂制的工作组织形式中，生产流程被分解为几十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分工加速了生产速度，机械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手工制作者被排挤[5]。与此同时，古代学徒制的课程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近代形态的职业教育产生，并形成相对规范的职业教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