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与神的交流方式上,苏格拉底表现得对神无所求。“不信城邦的神”指的是不以传统方式接受城邦的神。对苏格拉底信仰的新的神灵——戴蒙——所做控告,原因不在于戴蒙的道德化,而在于戴蒙的私人化,以及在戴蒙和理性(反诘)的共同作用下,苏格拉底才能确定神灵以各种方式传达的真正意义。苏格拉底的哲学审查——诘问——始终与智慧问题密切相关。苏格拉底的“人的智慧”和“超人的智慧”的对比,彰显了苏格拉底对神灵的谦卑和虔诚。
与英文词神(god)绝不相同,“将神的活动能力与终极实在区分开,将终极价值至于神灵自身之上,这对希腊人而言并不奇怪”[4](P153)。对于希腊人,神主要是个表语概念;他们可以说爱是神、美是神;但并未假定任何神秘事物的存在,仅仅告诉我们相关的爱和美,它们的实在性不容否认,说爱神、胜利之神时主要指它超出人、在人的认识能力之外。通常希腊人将他们的神当作οι αθανατοι(不朽的),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力量,只要不产生于我们而且在我们死后继续存在,那就可以称之为神。 我们暂且不讨论神与德性、美、善等绝对价值在层次上的高下,至少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相信神是在人之上、而且是超自然的存在。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相信神是感官所能把握的自然世界之外的存在,它们能带给人巨大收益或灾难;神通过神谕、托梦等方式向人传达信息,而人通过祷告、献祭等方式对神灵所传达的信息作出理解、回应,人与神的交流是双向互动关系。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说:“我的意思是这些梦就像运动场上的观众在鼓励赛跑运动员那样敦促我继续做我已经在做的事,也就是说,实施这些技艺,因为我正在实践的哲学是各种技艺中最伟大的。”[5](P60e7-61a2)他在《申辩篇》中多次提到:“我做这件事,我认为是奉了神的命令,是神通过神鉴、托梦以一切向人传达命令的方式让我干的。”[6](P33c4-5)对神灵所传达的信息,他以祷告、献祭等方式作出回应:阿尔基比亚德曾回忆,在波提狄亚战役中,苏格拉底站着思考了一个晚上,直到太阳升起,他才结束思考,向太阳祷告后离开;饮鸩而亡之前,提醒克利托“不要忘了替我向阿斯克勒比斯(医神)献祭一只公鸡”。 在神灵传达的信息和人对神灵传达的信息所作出的回应之间有一鸿沟:人能否正确地把握神灵所传达的信息?在苏格拉底看来,要把握神灵所传达的信息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诗人、祭司以及普通人是神灵向人传达信息的媒介。通过苏格拉底对诗人的逻辑审查,我们发现,当神灵以托梦、神谕、神鉴等形式出现时,诗人、祭司乃至普通人是神灵的直接承载者,尽管说出许多美好的话(πολλα και καλα),但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当神灵进入诗人之内时,诗人“失去理智(out of mind,εκφρων),没有理智(
)、没有认知的精神状态,他们不可能有知识”[2](P169-170)。更糟糕的是,诗人们没意识到自己在知识状态上的无知,反而认为自己具有由神而来的智慧。第二步,只有运用自身的批判理性,人们才能确定神灵所传达的信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申辩篇》中,当苏格拉底收到神的托梦时,他“断定”(assumed,υπελαβον)他应该做哲学。他在辩护中说:“现在神灵给了我一个岗位,这是我深信而且理解的,他命令我终生研究哲学,考查自己并且考查别人。”[6](P28e3-29a1)在对神谕真意的理解过程中,苏格拉底本人的“断定”至关重要:所谓“断定”即自我审查或审查他人,它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断定”作为论证的过程,必有一相对稳定的论证起点,这一起点只适用于某种具体情况,而论证所获得的结果也只具有某种具体条件下的绝对正确性;第二,这一论证起点并不具有普遍性,只要它尚未被驳倒,就总可以接受新的论证的检验。而诗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作品说不出所以然”[6](P22c1),就在于缺乏做“断定”的能力。总的来说:“神可以给人发送神鉴、托梦和神谕。但若不能怀有正确信念理解这些神鉴,人们就不能正确理解神鉴;若不献身于追求道德真理,就不能获得正确信念。”[2](P17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神必须依靠有正确信念、能正确解读神鉴之人的帮助,虔诚就是服务神却使人受益,也正是这一虔诚概念,它在信仰领域的革新性就如同不相报复的正义概念在道德领域的革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