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是在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必须不断改革与完善政治体制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既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难度，也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如不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则可能成为误党误国的头等大事。但怎样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个难题。本文仅就苏联的历史教训谈点浅显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推进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孕育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特殊时期，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进一步发展。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二十大曾有过改革的动议，但没有大的作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依然延续。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使然，其次是对客观历史条件在认识上的放大，再次是受苏联文化传统的影响。从客观原因来看，第一，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初的内忧外患是催生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直接原因；第二，“红色孤岛”处境所造成的压力是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助推原因；第三，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强化原因。当然，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们对客观环境的认识，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主观原因方面，第一，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高评价，导致对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片面认识；第二，对阶级敌人阵营的扩大化认识导致对异己的严厉打击，使得权力进一步高度集中。此外，还有传统文化的因素。国家代表人民，党代表国家，斯大林代表党，这一公式在斯大林掌权时期已经定型，在斯大林逝世后，党的领导人就是党的第一代表，这一等式依然是苏联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特点。不可否认，俄国高度集权君主专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缺乏公民社会的历史基础，为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长期存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结果总是在经济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在历史传统因素和历史杰出人物个人意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界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历史的发展亦是如此。历史发展规律性的体现就是历史必然性，在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中，充斥着众多偶然性事件，这为必然性的展开开辟道路。苏联高度集权政治的形成，既然是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来看，它对苏联那一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起过一定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在世界日益走向政治民主化的20世纪后期，它产生的弊端更显而易见。 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最大特点：一是对上级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从上到下，至少在形式上保持高度一致，上下步调一致，绝不允许存在上下博弈的情况，这样有利于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进行彻底贯彻。二是有利于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统一的组织和调度，以进行关键性重点项目的建设。因此，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种在战争威胁状态中常见的权力组织方式。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政治体制取得的巨大成就至少在这么几个方面不可否认。首先，使苏联从一个使用扶木犁的穷国发展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2]。这是丘吉尔对斯大林功绩的评价，笔者引用此语句来评价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所取得的成就之一。也许有人会忽视当时的这种军备竞赛对于苏联政权存在的意义，如果这样，笔者建议读者看看《大元帅斯大林》的第七章，该书作者以大量原始文献说明了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在美国研制出原子弹后，对苏联态度的急剧转变，这迫使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客观地说，也因为苏联的强大，使得以后几十年里世界上的两大军事强国都不敢轻举妄动，苏美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核平衡，反过来起到一种相互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世界大战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其次，使一个小农经济普遍存在的农业国家迅速进入工业发达国家行列。尽管这个时期苏联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是，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对有限资源的集中调配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再次，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政治保障。历史告诉我们，高度集权的体制特别适合非常时期的管理和物资调配，它能够以国家领袖的个人威望和政治强权迅速完成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组织动员工作，以便及时转入战时体制。实事求是地评价，充足的武器、弹药和粮食供给，是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物质条件，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为这个物质条件提供了政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