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人对党的十八大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这既表明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表明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当前，深化政治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执政党有很高的权威可以推进改革，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积累了重要的改革成果和改革经验，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正是有利时机；同时，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腐败呈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社会不公非常严重，经济发展又面临许多制度上的瓶颈和障碍，这也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存在风险，但是，不改革，只会使风险更高。进行渐进改革，不是说不改革。政治改革必须下决心推进，并且选择恰当的路径有效推进。 一、政治变革的两种类型 从变革的途径来看，政治变革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渐进型和激进型。渐进型变革意味着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政治体制，而不改变原有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改革其不合理的成分从而不断完善原有制度；而激进型变革也称之为“休克疗法”，它与渐进型变革的改革路径完全不同，这一方式意味着完全推翻或者打破原有基本制度框架，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 渐进型变革的典型形态是政治改革，这种改革以传统体制中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在改革过程中，一般一开始并不触及原有体制中的最核心问题，并不损害原有利益群体的利益，也并不完全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这样，通过改革，多数人可以得到实惠，一般也不削减原有利益群体的利益，从而可以保证改革能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同时，改革的推动者也大致能够控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能够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并校正自己的行为方式，为改革的不断深入积累经验、创造条件，使改革能够得以持续稳步推进。 但是，渐进型改革也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有时还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和代价。渐进型改革的阻力会随着改革向深层次推进而逐步加大；在小范围内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不一定在大范围内能带来同样的效果；在经过相对平稳和快速推进的改革初期阶段之后，政府强制性推进改革的动力会减弱；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新的社会不公或者其他新的社会问题，一些利益群体就开始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因此，渐进型改革并不一定就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一定时期改革的阻力和负面效应可能会增大，从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使改革可能还是需要采用较为激烈的手段才能推进，甚至在某些领域会出现类似激进型的政治变革。 激进型变革的典型形态是通过政治革命或者政治运动以图迅速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标。激进型变革中的制度变迁是跳跃性的，往往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从发展中国家政治变革的情况来看，激进型变革的主要表现就是要跨越威权政治的发展阶段，直接实现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激进型变革的典型例子就是苏联东欧曾经发生的剧变。激进主义者通常主张通过彻底变革的方式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颠覆性的改造，希望一蹴而就，达到或者实现某种全新的目标。 主张激进型变革的学者为它找到了许多依据，如迅速的变革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新制度的迅速确立可以避免双轨制并行所造成的寻租活动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真正运作的基本前提，局部、零碎的改革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等等。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激进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激进的政治变革往往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经济停滞和政治失控。王跃生认为，激进改革无论是实施成本还是摩擦成本都比较大，这同它的剧烈变革、更多的强制性及更少的盈利性不可分。但是，社会对这种成本的承受能力也较强，激进改革中出现的社会摩擦可能不会对改革过程产生特别强大的破坏。这从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在矛盾百出、摇摇晃晃中坚持下来并日渐稳定中可以看出来。[2] 从现有历史经验看，很难对渐进型变革和激进型变革的优劣做出评判。一个国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采取哪种形式来实现变革比较有利或者妥当，更重要地取决于这个国家特定时期可能对变革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和其他各种因素。 二、渐进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选择 当前，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有三种：一是不改革，二是渐进改革，三是激进改革。可以肯定地说，渐进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优选择，不改革和激进改革只能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渐进改革就是要稳中求变，即在稳定中进行改革，并求得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对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首要任务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必须要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同时，政治稳定也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希望国家安宁、社会团结、政治稳定。 渐进型的政治改革道路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优选之路，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政治改革的发动者能够掌握对改革的领导权，使改革过程处于可控状态之下。渐进型的政治改革往往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主动推进的，当然，民众在其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来推进改革；而激进型的政治变革一般是在统治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被动开展的，可能由统治者自上而下推动，也可能由民众自下而上推动。中国的渐进型政治改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推动的，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战略性，其变革过程很大程度上能够处于可控状态。而激进型改革方案往往理想化色彩很浓，由于制度变革具有极强的颠覆性，风险极高，从而难以控制，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