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是中国话剧、电影先驱。“如果你喜欢中国电影，你应该认识洪深。如果你迷恋话剧，你更应该知道洪深”。①令人惭愧的是，由于无缘观摩洪深的作品(银幕上的电影、舞台上的戏剧)，笔者对洪先生的“认知”，曾长期停留在百科全书式的“词条”层面：“洪深(1894-1955)，中国电影、戏剧编导，文艺理论家，字浅哉，又字伯俊”②——权威、教条、干瘪，毫无魅力可言。2012年初，予赴美访学，到俄亥州大和哈佛大学寻访洪先生的足迹，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读完《洪深文集》、《洪深研究专集》和韩斌生撰写的洪深评传《大哉，洪深》，从洪先生远去的身影中，隐约见到一段别样的电影史、话剧史，以及民国知识分子执著的心路历程。于是萌生了“作文以记之”的愿望。 埋头于历史文献和《洪深文集》，感觉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但真要命笔描述，却又颇为踌躇，不知从何说起。洪深太丰富了，“中西共冶，新旧兼容，著作六十余种而犹孜孜不息”③；洪深太全面了，“能编，能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敢说，敢写，敢做，是吾人的模范”④；洪深太复杂了，“我一生也演过不少的喜剧悲剧，诚然是充满着矛盾；我也曾随波逐流，做许多别人都做的事情，我也曾牢持己见，做人家绝对不肯做的事情。我还做过许多那别人想不到我会做的事情；甚而做过我自己晓得不应该或不必做的事情”⑤；洪深太独特了，正如一位朋友对他说的，“你的行为和你的历史环境是不容分离的；你再强硬一点，你会没有了；你再软弱一点，你也没有了”⑥。关于洪深的研究，在文学、戏剧领域相当繁盛，在电影界却颇为冷清。本文虽少“新史料”，也不敢妄言“新视角”，但可当作几则读史心得，聊表后生电影学者对洪先生的追慕吧。 弃“实”从“艺” 从满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初的留学风潮，举凡中国的有识之士，大都曾抱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业救国”的梦想吧。洪深在清华学校，原本学的是实科；就是功课成绩，也是物理化学算学，比较哲学历史语言等的来得好。毕业前选择的科目乃是化学工程的一种烧瓷工程。在俄亥俄州大学习的是开掘、和土、捏坯、打彩、挂釉、浇型、焙烘、建窑、烧窑以及其它关于化学和工程的科目。可是，为什么在烧瓷工程即将学成之时，却毅然决然地转学哈佛，弃“实”从“艺”了呢?个中缘由，或明或暗地，有两种说法。 其一为“兴趣”说。洪深钟爱戏剧、天赋异禀且勤学不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凡是学校里的演戏，除了是特别团体如某年级的级会不容外人参加的外，差不多每次都有他的份；他又很是高兴编剧，在清华四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他手；俄亥俄的省城，共有三个图书馆，……他都获到借书的权利，把里面所有关于戏剧的书籍，都借来读了。他曾将中国的题材写成两部英文戏，在学校里上演，得到教授的赞许以及当地报纸剧评者的称扬。尽管他的烧瓷知识和他的戏剧知识相并地增长着，但知己的朋友却劝他说，“你读烧瓷，未必读不好，但你终究不过做一个平常普通二三路的工程师而已；你如一心一意研究戏剧，前途未可限量也!”洪深被说得心里活动了，要烧瓷和戏剧皆有所成，实属不易，还不如从事离性子最近的一种吧。⑦于是毅然决然地写信，请求改科转学。 又一为“家庭变故”说。1919年4月，洪深的父亲洪述祖因涉“宋教仁被刺案”被处以极刑，既让洪深无辜地背负沉重的“原罪”，也让他一生充满了怨怼和愤怒。“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时候就有了基础的”⑧。关于洪述祖的罪孽，“正史”已有“定论”，既毋庸置疑，也不值同情。但他在狱中隔洋示儿的对联“服官政祸及于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著尘埃”，确是对洪深一生的警示。 对于洪深“弃实从艺”的原因，韩斌生在《大哉，洪深》中写道：“实业救国，简直是梦呓!更何况一个乱世，父亲的遭际，愚弱的国民，实业从何搞起!而救治国民灵魂，当首推文艺，应当走鲁迅的路改学文艺”。 “洪深眼前又浮现出许多读过的戏剧史书上的大师名字，莫里哀，莎士比亚，易卜生……对，不如做个易卜生，用社会问题剧来改良国民的人生。家庭的变故，友人的劝告，个人的兴趣，促成了他的决心”。⑨ 个人兴趣、家庭变故，的确是洪深“弃实从艺”的重要原因。但洪深“弃实从艺”是否为了“救治国民灵魂”，是否决定效法鲁迅，能否做个易卜生，都不宜过早地判断、浪漫地演绎。不过，将洪深的“弃实从艺”与鲁迅的“弃医从文”进行比较，却是很有意思的。 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洪深说，“父亲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残酷”。鲁迅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对于学习烧瓷的目的，洪深虽语焉未详，大抵也不出“学洋务、振实业”的范围。鲁迅说，“从那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⑩；洪深说，“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 显然，鲁迅之“从文艺”，洪深之“学戏剧”，的确是各有针对。鲁迅要改变他们的精神；洪深要揭露、鞭挞他们。但前者的“他们”是“愚弱的国民”、“示众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后者的“他们”是“相互倾轧的官场”，是“上层社会的人”，是“父亲走运时来亲近的”，是为了自证清白而“唾骂恶人”的骂人者。结果，鲁迅为了改变“他们”的精神，自己成了文化的旗手、呐喊者、思想家；洪深在鞭挞“他们”时，自己成了影戏的鼓手、剧坛的“黑旋风”和心直口快的“洪大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