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原宪兵大尉，劫持溥仪到东北建立满洲国的甘粕正彦，被伪满当局委任为“满映”理事长。上任后，出于既更好地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国策鼓吹效力，也为满洲建设亚洲一流电影公司的复杂心态，甘粕正彦积极地从日本国内聘来大批电影人才。这批人才中，也包括一些左翼的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电影人。其中，日本著名左翼电影艺术家、批评家岩崎昶，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极端右翼的，狂热信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关东军有极深关系的前宪兵大尉甘粕正彦，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敢于如此超越意识形态和国策重用岩崎昶这样政治上对立的人，恐怕他自己也未必完全说得清，这是“满映”历史上的一段“斯芬克斯之谜”。 岩崎昶，1903年生于东京。这位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及纪录片制作者，1927年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文学系毕业，在大学时代就开始研究电影并撰写电影评论，赢得一定名气。1928年开始投身于日本的电影事业时，正值红色思潮席卷世界之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勃兴，苏联对革命的有意输出，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危机，都使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发展壮大，知识分子普遍地“左倾”化，法国的巴比塞、罗曼·罗兰都以朝圣的心态访问苏联，英国贵族出身、剑桥毕业的哈洛德·金·菲尔比和他的同事加入苏联克格勃特务组织，这个绅士风度的贵族豪门成为苏联安插在西方的最出色的间谍之一，而他之甘愿为苏联卖命，并非为了金钱美女，而是鄙视英国贵族和社会而信仰共产主义——那是当时弥漫世界的思潮。就连没有诞生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认为是新大陆的美国，纽约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成气候，左翼杂志《党派评论》《新群众》也搞得热热闹闹。在亚洲，由于日本最早学习西方成为工业化国家，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在日本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学习马克思主义，都是通过阅读日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由于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体系，日本也随着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而连带地发生经济危机，并由此产生社会危机。因此，红色左翼思潮同法西斯主义思潮一样(德国、意大利亦复如此)，在日本兴起泛滥，日本也进入红色三十年代的漩涡，大批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和作家成为左翼的思想俘虏，而且，日本的左翼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这些国家左翼思潮的源头之一。 岩崎昶大学毕业投身文化和电影事业时，正是日本的左翼思潮弥漫之际，在大学学习和掌握德文的便利，使他得以阅读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著作，思想早已受到影响，因此毕业后来到社会，他便很自然地卷入到左翼思潮里。于是，1929年2月，岩崎昶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为了实现他“电影只是为了革命”、①为了通过电影表现“普罗列塔利亚”(俄语“无产阶级”的日语音译)大众的生活，进而唤醒他们参与社会革命、埋葬资本主义的理想，岩崎昶以自己著作的版税购买16毫米电影摄影机，用三个月的时间，以偷拍的方式，拍摄了纪录片《柏油马路》，真实地把东京普通人民毫无矫饰的现实生活生动地记录下来。1930年，日本共产党发起的“五一”劳动节，有多达3万的各界劳动者参加，岩崎昶受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的委托，组成6个摄制组，冒着被警察逮捕的风险，拍摄了集会纪实纪录片，主编为《第11次五一国际劳动节》(两本)。1931年，又以同样的方式主编了《第12次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日本唯一现存的战前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纪录片。 但是，随着日本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为了使举国上下纳入侵略战争的战车，日本国内的思想镇压和白色恐怖日益严峻，各种左翼组织随着日本当局的一次次大检举而几乎弹压尽净，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转入地下后被捕死亡，大批左翼作家和文化人转向，如川端康成这样的一度左翼的青年作家都或转向或缄默。在这样的境况下，作为左翼电影干将的岩崎昶，也离牢狱之灾不远了。1938年11月29日上午，左翼杂志《唯物论研究》的重要成员冈邦雄、户坂润、永田广志、古在由重等三十多人，一起被检举逮捕，罪名是“违反治安维持法”，是为“唯物论事件”。1940年1月，日本政府又对“唯物论事件”进行第二次检举，岩崎昶与今野武雄等12人被捕。两次检举以后，日本当局用数年时间从读者手里追讨回近三千余册的《唯物论研究杂志》，被检举逮捕的人数多达百余人。 唯物论研究会是在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和势力猖獗、左翼文化运动不断遭到激烈镇压和解体之际，由日本共产党暗中支持的，以学习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以研究唯物论为目的、众多团体组合起来为目的而兴起的日本左翼社会团体，于1932年10月结成。发起人有长谷川如是闲、大塚金之助等四十余人，发行《唯物论研究》月刊，出版《唯物论全书》并举办演讲会和研究会。遭到日本当局两次检举逮捕后，于1938年2月解散学会，杂志改名为《学艺》。“唯物论事件”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天皇政府为了进行和扩大战争，把倡导反战和平的日本共产党、残存的左翼运动势力一网打尽而实施的文字狱性质的镇压行为。这个大检举和大逮捕涉及的人数众多，很多人入狱后因营养不良、身患疾病而死去。 岩崎昶也因为“唯物论研究会”事件，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逮捕，未经判决监禁于拘留所。除了唯物论事件，岩崎昶入狱的原因还有他反对以国家统制为目的的电影法(映画法)。这次大检举大逮捕可以说彻底摧毁了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和左翼势力，使全国笼罩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高压和白色恐怖中，也使得举国顺利纳入军国主义的战争体制。也许是这次大逮捕的广泛和镇压的残酷，对岩崎昶的思想和意志带来很大的摧残，他在狱中到底受过什么刑罚、吃过什么苦头，当局和他自己从未提及，但显然他在狱中身体是受到很大伤害的，“满映”演员李香兰在传记中提到，她到日本宣传国策电影《白兰之歌》时，幸运地遇到了她景仰的电影批评大家岩崎昶，出狱不久的岩崎当时瘦弱苍白，显然是在狱中吃了苦头。那些“唯物论研究会”发起者的重犯后来在狱中因营养不良、肾脏衰竭、皮肤疥癣等疾病死亡，足以说明监狱环境和待遇的恶劣残酷。1941年2月，即入狱后的翌年，不是发起者只是参与者、不是重犯只是从犯的岩崎昶被释放出狱。不用说，岩崎昶在出狱前也要按照法西斯当局的规定写认罪悔过书、思想矫正转向书。即出狱后不再从事与政府敌对的左翼运动。这是岩崎昶无法言及的内心隐痛和伤痕，这种创伤使他出狱后没有再从事左翼运动，此时日本社会环境的凶恶恐怖，也没有了从事左翼运动的任何思想与社会基础，左翼运动在日本法西斯的严酷打压下彻底销声匿迹。在此情况下，出狱后的岩崎，面临的唯一问题，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表面思想意志消沉、屈服于当局，但骨子里还没有放弃左翼理想的岩崎，选择了生存下去。但是，如何生存呢?那些自己熟悉的、可以投稿的左翼杂志均不复存在，电影界也没有自己的位置，或者说出于恐惧自保纷纷转向拍摄国策电影的电影公司，轻易不敢，也不愿雇用岩崎。时势维艰、举目无同志的环境，如何生存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