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类社会主要的竞争市场会不会像过去那样，依然集中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还是会转向文化领域?确切地说，现在，国家之间的利益角逐除了发生在主权争端、军事对峙与经济博弈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关的文化市场的角力与争夺?如果这种发生在文化领域的博弈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如果不能够在这些领域确立自我文化的主导权与传播的话语权，我们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不要以为我们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在文化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一种文化在世界性的竞争态势中是否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是看它历史的长短，内容的深浅，样式的多少，而是要看它是否有成功的影响力，是否掌握有传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客观、科学、准确地认识其他文化的意义所在，了解他们真正的价值取向，最起码，不能够将我们的文化认知建立在一种误读与误解之上。 站在这样的视域上审度在电影领域处于霸主地位的好莱坞电影，我们首先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争夺中国的观众——正像我们也在想方设法地保护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一样。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不可小觑的是随着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占有的提高，中国观众对美国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认知度也在随之提高，尤其是我们的青年电影观众对于美国文化的认同度在不断升级。尽管，我们不能把一个喜欢美国电影的观众等同于一个美国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俘虏，更不能把走进电影院看美国电影的观众认为是美国资本的同谋——就像我们不能够把购买日系汽车的顾客都看作是汉奸一样。人们喜欢一个国家的产品、包括文化产品，有时并不意味着人们就百分之百地喜欢这个国家，更不意味全方位地向这个国家的一切认同。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我们的观众在接受好莱坞影像“洗礼”的同时，也在接受美国主流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浸染”，也在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也在皈依他们的价值取向。我们并不否认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可以进行“通约”的内容，即我们不赞成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借鉴的是哪种文化的意义，最终连接的都是我们本土文化的“地气”。这个本土化，即指的是作品对我们自己脚下谋生图存的这片土地的关注，也指的是对我们自己头顶上魂牵梦萦的文化天空的认同。 美国电影可以利用它覆盖全球的发行放映网络，传播它的商业影片及其文化价值观，可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影要想进入美国的电影院线，首先遇到的就是难以支付的高额发行费用。在这种窘境中，所有建立在商业平台上的文化交流诉求，都有可能付之东流。事实上，文化多样性的愿景，在这种看似平等的市场逻辑中，正陷入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好莱坞电影借助其巨额的制作资金，高科技的制作技术，不断抬高电影的制作门槛，挤压其他国家的电影发展空间。同时，好莱坞这个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美国国家形象的“巨型广告”，靠它流畅、“透明”的叙事风格，靠它丝丝入扣的故事情节，靠它精心设置的“视觉奇观”，掩饰了作品表达的意识形态动机，使它在一种看似无意的叙事进程中，诱导着观看者走进它的“美国至上”的影像帝国。在这个带有强烈“自恋情结”的文化空间里，美国就是人间天堂，它能够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种族差别，它永远能够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永远能够使有志者如愿以偿，美国永远是正义的使者，是上帝的化身。这一切，已经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嵌入到现代人的心理图景中。 我们现在需要用正确的认知方式来辨别好莱坞那些在高度商业化的电影运作机制中，传导的“美国至上”的救世神话，使我们的观众不被这些刻意虚构的意识形态意图所误导。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以为美国电影是普世价值的传播者。其实，我们只要对美国电影的叙事逻辑进行仔细的影像分析，就能够发现美国电影传达的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观，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美国至上”的价值观，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不仅没有受到来自艺术逻辑的丝毫消弱，反而得到了艺术以及高科技技术的不断强化。作为一种以美国的核心利益为最终诉求的国家主义价值观，是好莱坞电影最重要的文化标记，它离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普世价值其实相距甚远。 有许多电影评论都将《野战排》认定是一部反战的电影，如果以对战争的残酷、野蛮的揭示而言，这部电影确实有特定的反战意义。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中美军士兵被划分为两个对立的营垒——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结构应当说是好莱坞电影经典化的叙事模式：一个是以伊莱亚斯为代表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正义营垒”，在越南儿童与妇女面临美军屠杀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去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生命，而且他们还誓将那些滥杀无辜的美军士兵送上军事法庭；另一个则是以巴恩斯为代表的“邪恶营垒”，这个已经被战争泯灭了人性的杀人魔鬼，对于任何不能够满足他愿望的人都习惯于拿起武器来解决问题——有时他拿着枪对着越南的女孩，有时他拿着匕首对着越南的战俘，最终他端起冲锋枪对着自己的同伴伊莱亚斯……恰恰由于美军在影片中被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引导的对立营垒，观众在看完影片后，往往会觉得伊莱亚斯所代表的一方是值得同情、甚至是值得敬佩的美国军人，进而忽略了他们其实是更忠实地站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立场上；而巴恩斯所代表的邪恶已经被彻底消灭、并且被埋葬在越南的层层密林之中。如果说，从社会政治的立场上看越南战争是一场罪恶之战的话，那么，由于巴恩斯与伊莱亚斯的道义冲突，使《野战排》所讲述的越南战争成为一种包含在罪恶之中的正邪之战。这样，《野战排》就不再是一部以越战为题材的影片，而是一部以越战为历史背景的伦理题材的作品，作者通过越战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战争中人性的蜕变与异化。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伦理化的战争逻辑中，当巴恩斯在道义上被彻底抹黑之后，伊莱亚斯自然成为美国入侵越南中一个合乎人性与法理的正义代表。他在丛林战中自如穿梭，像个在丛林里捕捉动物的猛兽，他的作战动作不仅在设计上出神入化，而且在战争伦理上他也成为符合人类一般道德的价值指认对象。在伊莱亚斯带着重伤奇迹般地从丛林里奔跑出来、高举着带血的双臂，被越南士兵频频射中的时候，他的对手显然已经不再是巴恩斯了，随着这种冲突角色的置换，影片的价值导向也在血腥的光影间发生了位移。尽管我们看不清他那张布满血迹的脸，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被子弹击中后的巨痛和绝望。他身后是熊熊的烈火与被表现为像狼群一样在追逐、射杀他的越南士兵。他的动作造型很像是受难的耶稣在承受着人间的全部痛苦。如是观之，《野战排》在正邪的道德意义上揭示了侵越战争的同时，却在人道的意义上重新认定了美国越南战争的合理性——他们面对的越南军队总是在夜间神出鬼没的冷面杀手，包括那个背着炸药包冲进美军指挥所与美军同归于尽的越南士兵，极易让人们想起恐怖主义者的自杀式袭击，这些带有极其明显的价值定位的叙事情节，都会使观众在幽暗的电影院里瞬间成为美式伤痕电影的认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