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166—06 影像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历史文本的存在，反映与记录着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时影像又在逐渐构建起一种公共身份，成为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的社会范式。作为传播媒介的影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记忆的过滤器”，影像叙事者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视角，使其在建构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方面成为历史不同意义的阐释者，从而形成自身意识到价值与目的的认知、情感、道德方面的取向。影像承载的记忆痕迹也成为民族群体复杂而开阔的生长空间，心理与意识在此空间中经过不断整合而折射出“民族意识”，经过影像的传播逐渐复制并沉淀为接受者的心灵记忆，进而逐渐变得清晰、能动与自主。影像话语中的民族文化形象并非是具有真正历史起源的实体，而是一种在诸多隐喻性叙事修辞下的形象建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恰恰成为民族集体记忆建构的途径之一，也成为重塑与反思民族形象的文化活动。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其带来的历史体验与情感创伤成为重要的故事资源，以不同的艺术样式与历史深度阐释这段民族历史记忆，成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宏大背景下民族话语构建的有益探索。通过考察以“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不同的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 一、《南京大屠杀》：历史集体记忆的主流阐释 《南京大屠杀》拍摄于1995年，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逐步形成主旋律片、艺术片与商业片的三级分化，中国电影人也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美学追求与意识形态立场，力争在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空间内不断定义与调整自己新的定位。与以往相同题材的主旋律影像不同，《南京大屠杀》在证明“南京大屠杀”真实存在的同时，掺杂了女性、日本女性、中日混血儿等不同的叙事视角，将战争的血腥与人性的复杂进行链接来编制历史记忆。影片将故事设置在一个由日本女性与中国医生组合而成的特殊家庭中，由于妻子的日本国籍身份使得中国丈夫与混血的孩子得以暂时性逃脱，而日本人对待这位女性的态度也非常复杂，融合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同情与对异质民族的仇恨等多种因素，以此来阐释此次战争中有关民族与人性的认识与思考。 《南京大屠杀》中比较典型地塑造民族形象的是誓死守护家园的前朝科举进士，在南京人慌忙逃离的时候，这位耄耋老人在孙女的呼喊声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家园共存亡。前清遗老的坚守似乎在彰显中国人内在的气节与风骨，然而老人稀疏的须发与孱弱的身躯却在炮火中瞬间灰飞烟灭。影像视觉的直接性反差构成了接受者心理的公共性纬度，接受者意识深层结构中对屠杀的集体虚拟体验会促使接受群体观念与情感的形成，被精神生产者进行概括和提炼成为整个族群共同的记忆，民族情感与意识也就由此逐渐形成。影像以自身的特质让民族的主流记忆在光影之间逐渐渗入文化接受者的潜意识层面，共同的文化认同意识与共同的民族情感体验成为民族心理逐渐形成的源头，并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归属情感与精神诉求。历史记忆在影片中是通过影像叙事的隐喻标识来加以建构的，影像的文化想象赋予了民族意识与民族身份不同的意义，但这种记忆场景却是在影像特质中人为设置的，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民族内部文化精神实质性的某些特质。 无论是作为大众媒介还是艺术样式，影像自身的批评话语空间与话语特质使其具有沟通历史文化与审美趣味的优势，更能便捷地将具体的文艺作品与历史观念进行有效整合。而讲述故事的方式决定了历史事实呈现的难度与维度，同样也影响了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南京大屠杀》在保持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时，合理地整合了历史真实和虚构的界限，试图以此为坐标更加清晰地审视我们民族意识中的“文化自我”，在重建民族记忆的过程中承担起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影像巧妙地将日本女性、日本军人设计为“镜像”的存在，在展示日本人残暴地烧杀抢掠的同时，刻画了作为生命个体的日本人对本民族的情感。当理惠子用日语大声表白自己是“日本人”的时候，日本军人还是放过了他们，但对于她腹中的中日混血儿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仇恨，这足以引发观者对无法兼容的民族仇恨及复杂民族心理的思考。 影片在极力再现所谓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赋予人性层面的诠释，蕴含了创作者的历史理性和价值尺度。这种通过对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可以将两种文化显性或隐性的对抗转化为创造性的参照与互动，而在对不同的民族意识进行有效分析的前提下，对本民族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使本土性真正在异质文化面前获得整合，从而更加自觉而冷静、清醒而坚定地进行自身的文化形塑与建设。电影最终让这个中日混血的婴儿得以降生与存活，并在最后结局中安排孩子们集体在夜幕中成功脱逃，这个场景似乎给观众留下了一条希望的尾巴，也再次将电影话语在全球语境中如何进行民族文化主体形象与精神构建的命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理惠子的日本身份使其逃过了灾难，但她却成为日本军人与中国难民共同迁怒的对象，其身份无疑是两个民族夹缝中的“游民”形象。 《南京大屠杀》突破了影像以往内在形态的封闭性，使影像的表意功能在整体性构成意义上体现出建构价值，使我们能够从更新的历史空间获得认识他者与自我的可能性。在“南京大屠杀”这种敏感而重要的历史语境中，更加需要在审视民族精神的同时超越民族意识的层面透视到人类所具有的共性，避免简单化的刻画与情绪化的诠释。这些不仅需要精神生产者和主流话语的提炼与引导，需要在民族群体高度上的认同与辨析，影像在选择叙事视角时只有将自我与他者同时看做历史事件的真正参与者，才能记录下事件中最真实与最生动的场景，才能让主体有机会进行深入思考，才能够在媒介与影像的光影中真正与世界历史性中的主体性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