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3)03-0217-04 电影观念就是探寻和回答“电影是什么”的艺术思想，也就是对电影艺术的本体认识。电影观念指导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实践，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形态和叙述方式。一定的电影观念体现一定的文化意识和艺术品味(当然，电影观念与电影形态也不时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矛盾)。世界电影百多年历史曾经产生过多种电影观念，诸如“照相本体论”、“形象本体论”、“蒙太奇论”等等。中国电影史上也相继出现过多种电影观念，“照相论”、“影戏论”、“戏剧论”、“纯电影论”等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生成的电影观念。“武器论”则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为适应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为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纲领，为实践左翼知识分子社会理想而确立的一种激进的电影观念。“武器论”突破了一度导致中国电影走向庸俗没落的“影戏论”的束缚，特别强调电影的社会价值功能和对民众的宣传鼓动作用，体现出非常鲜明的政治文化特征。1930年代，在“武器论”电影观念指导下确实拍摄制作了一批堪称中国电影经典的影片，这一时段亦被电影史家视为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真正的高峰期；伴随着这些影片的问世所出现的左翼电影评论也造就了中国电影批评的黄金年月，奠定了中国电影美学基础。而主张电影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和赚钱工具的所谓“软性电影”，却没有为中国电影史留下多少精品之作。这种现象为我们留下了追问的线索和学术研究的空间。 中国电影理论史上的“影戏论”作为早期电影观念，影响很大，并且也留有一定的理论遗产。“影戏论”的代表人物徐卓呆、侯曜、周剑云、顾肯夫等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理论家。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分别阐述了自己的电影观念，成为中国电影理论的奠基人。20年代中期的电影观念尽管已经孕育某些进步的艺术思想，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对电影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还没能从整体上认识电影是一种全新的综合艺术。这种观念在中国电影史上有较长时期的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中国电影的变革和发展。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是左翼知识分子、电影人自觉的革命诉求在电影事业上的体现。对于左翼电影运动来说，外部条件再“给力”，如果没有左翼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和要求，无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时机怎样成熟都不会生成这场电影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对电影的领导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召唤，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需要。左翼知识分子和电影人的积极回应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生成的一种内在动力。左翼电影主体的诉求体现在电影观念的重大突破上，就是从早期的“影戏论”到30年代左翼电影的“武器论”的确立。自古以来忧患意识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体现；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更是把个人的情趣爱好统一在崇高的社会理想之中。他们在青年时代大多发愤读书，出国留学，探寻救国救民的革命途径。不论是瞿秋白、蒋光慈、成仿吾等人的“俄苏体验”，还是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日本体验”，他们不仅仅学到了个人安身立命的本事，重要的是树立了革命理想和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左翼电影人如夏衍等就是这样一群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在从事文学艺术工作，但文学艺术不是他们的专业，而是实现革命理想、验证自身革命价值的工具和途径。实践证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革命特别是左翼革命带有天然的亲和性”[1]。 左翼电影人所谓的“武器论”电影观念，就是旗帜鲜明地把电影这种新兴艺术形式作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抗好莱坞电影的文化渗透、批判国产电影的封建意识和纯粹的娱乐观念的思想武器。这种“武器论”电影观念在1930年代左翼电影文化运动中成为党在文艺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力量。它奠定了中国电影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从左翼电影的“武器论”到新中国电影的“工具论”，再到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等，清晰地勾画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红色之旅。当然，我们在总结这一光荣传统的同时，必须反思工具理性给中国电影带来的伤害，认真反思其负面影响，从而确立科学的电影艺术观念，指导电影创作与批评，这也正是我们重新研究左翼电影批评的当下意义。 左翼电影倡导“武器论”，直接体现了“左联”的“文学武器论”纲领。30年代左翼文坛曾经展开了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战。“左联”在回答所谓“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苏汶反对左翼文学“武器论”观点时指出：“一切的文学，都是斗争的武器；但决不是只有狭义的宣传鼓动的文学，才是斗争的武器。有时候，倒是相反的，就是在宣传鼓动的作品‘做得不好’的时候——浅薄的，‘江湖十八诀’的，标语口号式的宣传鼓动的作品，决负不起伟大的斗争武器的任务。而非狭义的宣传鼓动文学，它越能真实的全面的反映现实，越能把握住客观的真理，则它越是伟大的斗争的武器。”[2]左翼电影“武器论”观念显然不是电影人的杜撰，它完全符合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总纲领、总要求。为适应电影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时的革命需要，左翼电影人积极回应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战斗性思想，突破了陈旧的“影戏观”，确立了“武器论”的社会电影观念。为此，左翼电影人从三个方面着手，从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上切实地树立起“武器论”的社会电影观念。 一、真诚认同苏联社会主义“武器论”电影理念 当时，左翼电影阵营中最热衷的就是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的语录和苏共中央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有关电影功能的论述。我们从夏衍和王尘无等人的文章中都可以读到这种认同感甚至崇敬感。夏衍在《苏联电影十七年》中全面梳理了苏联电影的发展史，同时特别提到1928年3月第一次苏联电影代表大会“规定了电影艺术的主要课题是为着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之胜利而努力的教化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①。王尘无在《电影在苏联》一文中，援引了卢那查尔斯基的言论：“电影那是科学的宣传的最有力的武器，它是最强力的、直接想象与震动感的煽动的东西”；苏共十二大、十三大规定，“电影必须经党的手，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启蒙及煽动的有力武器”②。苏联高度重视电影的重要性，在苏共文件中旗帜鲜明地把电影作为“社会主义的启蒙及煽动的有力武器”。这对于正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紧要关头的中国左翼电影人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使强调电影的重要性、突出电影的“武器”作用成为左翼电影人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