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难产的“早产儿” 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内蒙春光》，是一个孕育于新中国诞生之前的“早产儿”，命中注定要难产。 遵循列宁所教导“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①，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对于电影事业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早在抗战刚结束，解放战争爆发之前，党中央命令当时驻扎华北和华东的大批部队和干部从陆路和海路全线开赴东北的同时，就安排了大批的文艺干部从延安出发一同前往，这其中就包含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当时在我们党内还相当稀缺的电影精英。这样做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先期抢占和接收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北满电影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迅速启动属于新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从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来看，即使是在战争初期，战局于我不利，部队和机关全面退守到哈尔滨以北地区的危及存亡的紧要关头，那些原本在长春的电影资源也跟着其他大量辎重一起，撤退到了后方。其过程的艰难困苦，不及备述。公正地说，当时我军东北指挥机关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远见的，正是这种撤退，为日后新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保留了一粒至关重要的火种。也正因为此，当战争还在继续，全国解放尚待时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告成立的1945年夏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就启动了共和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即《内蒙春光》的创作生产。 影片《内蒙春光》的创作过程本身并不曲折，甚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为了使今天的读者能更清楚了解影片投产的历史语境，我们不妨先粗略说说其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1945年8月5日和7日两天，美军向日本本土工业基地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两座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人员当场死亡20多万。8月8日晚，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国驻苏全权大使佐藤，宣布根据苏、美、英三国元首《波茨坦会议》精神，为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当晚，苏联远东军区近百万机械化部队，分东、中、西三路，向驻扎我国东北和内蒙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以中国的胜利告终；从1840年算起，中国人民105年时断时续的民族独立战争宣告胜利，接下来要做的是，使国家走向统一、繁荣和富强，从而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这其中，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摆在那一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生死抉择。此时，中国共产党人站了出来，担起了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抗战时期，国民党所领导的军队主要承担正面战场作战，所以多集结于长江以南地区；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主要承担敌后作战，所以多集结于黄河以北地区，到抗战结束时，双方军队所控制的地区也是泾渭分明。正是基于此种情势，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北方地区也就率先进入了民主改革的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5年年末，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盟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以中共重要领导人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内蒙古各阶层人民普遍认可的领导力量。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热潮。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然而，要推翻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真正落实“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景，谈何容易！其在推行过程中必然要遭到激烈，甚至惨烈的抵制和对抗。这种抵制和对抗在汉民族聚居的区域如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同样如此。随着内战的逐步展开，战争双方的态势也在不断变化，战局此消彼长，战线犬牙交错。由此，解放区的民主改革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得越加艰难起来。 1948年，辽沈战役打得正酣的时候，影片《内蒙春光》的剧作者王震之翻过大兴安岭，进入东蒙地区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收集了近10个旗的王爷、吐素(土司)拉格其(官衔)、扎赫(捷哈)拉格其(官衔)、喇嘛、牧民以及奴才等各种人物材料”②，完成了剧本创作。“剧本中把内蒙古人民反对内部封建压迫的斗争当作中心加以描写，塑造了一个残忍的王爷形象，他勾结国民党匪特残酷压迫广大牧民；也暴露了国民党匪军抢劫草原，蹂躏内蒙古人民的罪行，刻画了国民党特务‘杨先生’这一人物，他和王爷狼狈为奸，破坏我共产党干部做群众工作；同时还描写了青年牧民赫得布等广大蒙古族群众在我工作组长苏合影响下的觉悟和斗争，以及解放军的一部分——蒙汉联军击溃了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地区被解放。剧本的矛盾冲突尖锐、情节完整、结构紧凑、各类人物性格鲜明，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蒙古族地区风光和蒙古族的古老传统和风俗。给导演提供了深入挖掘和发挥的可能。”③ 据干学伟本人回忆：“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深入内蒙古草原陈巴尔虎旗，看套马、摔跤，参观喇嘛庙，吃奶茶，睡在蒙古包里的皮垫上……研究蒙古史，收集蒙古民歌；8月8日出外景，烈日晒脱了两层皮，等大雪纷飞才回厂拍内景，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④据相关资料记载，为了圆满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导演干学伟带领摄制组深入内蒙草原500多里选景、拍摄。为了更好地表现战争场面，干学伟还召集摄影、美工等主创部门人员一起观摩国外进口的相关影片，一起讨论、学习先进的拍摄理念和手段。而且在整个创作生产过程中，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领导职务的我党老一代电影艺术家陈波儿、袁牧之等始终对这部电影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给予了很多的关切和指导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