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开影片本身，2012年度中国电影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画面”)董事长张伟平与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分手事件。 2012年9月，“新画面”董事长张伟平通过网络媒体正式宣布与认识20年、合作16年的著名导演张艺谋分道扬镳——“我现在跟他没啥关系了”。①10月底，一直保持沉默的张艺谋独自接受了《经济参考报》的采访，说《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是他迄今为止最不满意的作品，是受“裹挟”的产物，今后将“回归”艺术，间接地道出了与制片商的矛盾与分异。 “新画面”成立于1997年，张伟平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营电影公司之一，它的发展历程也是张伟平和张艺谋二人的合作过程。16年来，“新画面”投资出品的电影作品有11部：《有话好好说》(1996)、《一个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幸福时光》(2000)、《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千里走单骑》(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三枪拍案惊奇》(2009)、《山楂树之恋》(2010)、《金陵十三钗》(2011)。其中，2002年推出的《英雄》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巨制，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大片时代”。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是内地第一部走进奥斯卡的影片，是中国电影营销模式改革的第一次成功尝试，让中国电影人看到电影大投入、大营销、大回报的运作模式。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口碑好与坏，《英雄》与紧随其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部影片，如同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一般，为中国电影史掀开了新的篇章。②张伟平与张艺谋二人共同开创了中国商业大片的新时代，创建了中国当代电影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新兴商业化模式，他们的合作道路，也可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缩影。有鉴于此，“二张分手”事件不应看作单纯意义上的个人恩怨、友情破裂和分道扬镳，它同时意味着一个电影时代的终结，一种旧的电影生产关系的打破，甚至预示着一种新兴模式的重建。事实上，深入事件内部，考察他们合作的历程与方式，剖析他们分歧的焦点与言论，明显可见中国当代电影艺术生产存在的问题与困境。这也是此次分手事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反思的关键所在。 一、制片人中心制与导演中心制的矛盾混合与冲突 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与制片人中心制，是由张伟平与张艺谋率先尝试和开创的，但是却存在着先天不足，是制片人中心制与导演中心制的矛盾混合体，缺少完善的体系和制度建设与保障。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老一辈电影人运用了苏联时期的制度模式，即导演中心制。导演作为整个电影生产制作环节的领导者，对电影的策划、拍摄、产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作品的质量和艺术效果，但弊端也很多，有时候导演为了拍摄出较好的作品，无节制地提高拍摄成本，最后造成资金不足，导致拍摄与后期制作宣传脱节，赔钱的生意时有发生。这在市场经济时代显然是极其致命的弊病。好莱坞电影的制度体系是制片人中心制，专业的制片人掌管投资方的资金，对导演及电影制作、宣传发行流程进行监督，从而保证了资金的合理利用与影片的效果。好莱坞影片的宣传资金要占到总投资的一半左右，通过与主流媒体的合作，打开大众市场，往往获得极大利益。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导演中心制的弊端不明显，但在1992年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全面转型之后，电影的投资成本与回报率的冲突就显得十分尖锐，这实际意味着电影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必须顺应时代发生转变。 张伟平与张艺谋在充满挫折艰辛的探索中，成为转型期中国电影改革的实验者和道路的开创者。当初，因没有营销经验且错过了海外版权的售出，他们合作的第一部影片《有话好好说》投资2600万元，仅回收了800万元，亏损1800万元。1997年，“新画面”以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在北京成立。1999年，“新画面”第一次以公司的形式，同时投资了两部文艺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这两部作品分别在柏林和威尼斯电影节上捧回“银熊奖”和“金狮奖”，成为张艺谋在那一年里的“双响炮”。从2001年拍《英雄》开始，二张尝试开发商业片，创出一套商业营销模式，大获成功，神话般地创造了2.5亿元票房。随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均是大制作，亦获得骄人成绩。就连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也以8000万元的投资换回2.68亿元的票房。二张合作也因此被称为“二张牌验钞机”。但是2011年，宣称投资六亿元的《金陵十三钗》却没能如愿创造十亿元票房，仅仅止步于6.2亿元，二张之间的矛盾分歧也在这部影片上完全爆发出来，终结了他们创造的商业传奇。 张伟平与张艺谋分手的导火索即直接原因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们在事件中各自所说的话语，充分证实了他们在制片人与导演身份之间存在着分歧与矛盾。张艺谋接受采访时说：“本来(我)没打算拍这部戏，可制片公司想挣钱，用小沈阳出演搞商业炒作，就拼凑了一个不成熟的剧本。这真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决定。”“我感觉自己掉沟里了，因为它缺乏文化价值，是商业裹挟的产物。”③“和年轻一代导演拼票房，那不现实；对新签约公司的选择，(我)不想成为他们的摇钱树；我希望回归，有一个和谐的创作环境，尽量不受太多制约、干扰和裹挟，提炼自己所有的能量，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拍几部自己喜欢的题材。”④张伟平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以后我们不会再做不想做、被迫做的电影，比如《三枪》。前两天《红高粱》的美术曹久平说，艺谋拍《有话好好说》时就曾跟他说过想改编《血迷宫》(《三枪》改编自这部作品)。新画面根本没有干涉过张艺谋的创作，都是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⑤“我和张艺谋合作到现在一共11部电影，16年。16年间拍的电影，没有一部是我给张艺谋强加的剧本。但现在中国电影发展了，观众需求不一样，我也会给他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的确是指导性的意见。”⑥张伟平同时说：“我很冤，人家都说张伟平是个商人，是我让张艺谋拍商业电影。但其实我们这16年间拍的电影，没有一部是我强加给张艺谋的剧本。包括这次《十三钗》，贝尔一到现场，都惊呆了。好莱坞是制片人制度，剧本都是制片方定的，然后才定找张三李四导演，甚至拍完之后，都不让导演剪，直接换专业剪辑师来剪。可贝尔在现场发现没有制片人，制片监理也没有，我去了两次，也没见我对张艺谋指手画脚，所以他很费解很吃惊。这就是我和艺谋之间的信任，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他。”⑦事实上在过去，张艺谋每次接受央视采访也曾感叹：“我的这位投资人，一不看剧本，二不看账本。”⑧当然，毕竟六亿元的巨额投资全是“新画面”独家投的，张伟平看了《金陵十三钗》的剧本后，提出增加男女主角的床戏。“我说剧本我看了，我觉得这场戏如果他们不上个床我都觉得扫兴，于是张艺谋同学鼓起勇气第三次跟贝尔说，没想到，贝尔那天可能心情大好，破天荒同意了。”⑨这也就是网络媒体对此所使用的措词：为了票房逼着张艺谋加床戏。那么，问题是否就出在这一次制片人的全面插手和干预呢？当然不无影响。然而笔者认为，更主要的症结是他们的合作从根本上是有问题的，既不是完全的导演中心制，也不是健全的制片人中心制，存在着先天不足，是制片人中心制与导演中心制的矛盾混合体，缺少制度建设和保障，为日后的分歧埋下了隐患。
